王棣很忙，进京一月，全无闲暇温书写字，时间尽用在走亲访友拉人脉上，可谓痛并快乐着。
这些日子，他拜访了在京的新党人员、王安石的故旧子弟、王安礼的同僚挚交、苏轼的好友门生，李格非也领他去了太学混个脸熟。
不多时，即便是朝中大佬对王棣其名也有所耳闻。关于王三郎的种种也渐渐传开，譬如说他善词能文，文章不多却尽为精品，苏轼、周邦彦、秦观皆多赞誉，言“后生可畏也”；他的书法自成一派，便连苏学士、米蒂、蔡京几个书法大家也是惊叹不已，皆以为“字有新意，开一家之宗也”，“三郎体”之说愈来愈广；他的经义文章不拘一格、别出机杼，却能发人深省，一篇《少年中国说》震聋发聩，读之则热血沸腾、壮志激昂；他的《论语集注》得到衍圣公府的首肯认可并大力广荐，在京城暗潮涌动，眼见着将引发儒学的大变故。
凡此种种，都将王棣推向了同辈第一人之位，来年春闱夺魁风声最高，盖过了“太学四俊”。
王棣倒是秉持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宗旨，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一干文会诗社概不参与。京城大儒名人云集，他分身乏术，尚且只拜访了一小半，哪还有时间去参加那些青年学子举办的联谊会？
衍圣公府在京城有衍圣公宅邸，性质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稍早些时候，孔端友也到了京城，次日便邀了王棣过府叙谈。座间有伊川先生程正叔、清逸居士潘延之、司封郎中周元翁同席。
伊川先生即程颐，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嘉佑四年，程颐廷试落第，遂不参加复试。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佑元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其与胞兄程灏创“洛学”，乃是当世大儒。
潘兴嗣，字延之，南昌新建人。幼承庭训，通经史，工诗文，为世所重。与王安石、曾巩相友善。其筑室豫章城南，日读书其间，自号清逸居士，名其楼为“闲云楼”。公卿交荐，章数十上。神宗熙宁元年召为筠州推官，辞而不就。隐居多年，手植木皆十围，手不释卷，至老勿倦。手抄书达数百卷，时人称贤。
周寿，字季老，一字元翁，周敦颐的长子。元丰五年黄裳榜登第，初仕吉州司户，改秀州知录，司封郎中。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友善。黄庭坚称周寿“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言语文章，发明妙慧。
这三人的关系较为复杂。程颐为“洛学”创始人，虽也属旧党，但在教育、农田水利、赋役等方面与王安石等新党保持着一致的看法。
今上即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上台，司马光、吕公着、韩绛等共同上疏，推荐程颐。元佑元年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程颐竭尽忠诚，训导年幼的哲宗，完全是为了辅助国君实现尧舜之治，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程颐由布衣一跃成帝王之师，致使一部分人对他反感，以苏轼为首蜀派同程颐为首的洛派互相攻击，引起了在京城两派对立局面，程颐受到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罢去崇政殿说书之职，现于西京洛阳讲学。
如今，程伊川又成了布衣，但在士林间名望甚隆，学生门人无数。
清逸居士潘兴嗣以荫授将作监主簿。调德化尉，以不愿俯仰上官，弃官归。筑室豫章城南，着书吟诗自娱。神宗熙宁初召为筠州推官，辞不就。
其与周敦颐亦为好友，嘉佑六年，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潘兴嗣知道他要经过江州，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邀他一起游庐山。熙宁五年，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将门前的小溪正式命名为家乡的“濂溪”。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潘兴颐又数度去往庐山与其唱和，引为士林佳话。
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潘兴颐赞同好友观点，是以虽不在新党之列，但仍是赞同新政的。
至于周寿，嘉佑元年生于合州不到一岁，妻子母亲陆氏病故。其言语文章，发明妙慧，但宦途不显，继父亲衣钵，为新党中人。
王棣倒是知晓此人，周寿子嗣旺盛，共生有六子，从官居吴中，成为江浙一带周姓始祖之一支。周恩来、鲁迅等均为其后裔。
无人知晓衍圣公宅邸的此次谈话内容，但之后叱骂王棣狂悖的声音又小了许多，有一些人改弦更张，转而称赞起王三郎“卓尔不绝”来。甚至还有“可为万世师”的声音传出，至于是真心折服还是存心捧杀那便不得而知了。
其实是日，王棣在数位大儒面前并未放肆，不卑不亢的以后辈自居，但又略略抛出了五十年后方会现世的朱熹哲学理念。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王棣只简单说了几条，如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等。他又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称“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这便是后世所谓的“程朱理学”了，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
这门学说本就源于二程学说，但又更进一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思想学术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但凡在融会贯通的前提下稍稍有些更为新颖的、符合时代背景的新观点，那便是发扬光大。
王棣简略的阐述让程颐震动之余，也欣慰于后继有人。不管怎样，王棣的这番观点言论是极符合理学中心宗旨的，他又怎么可能不为其撑腰说好话？
如此一来，王棣居然在短时间便趋避了新旧党争这个大旋涡，几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感，殊为难能可贵。
首先，不管他承不承认，王安石之孙的身份无法抹却，再加上朝野之间都知道王半山生前最宠爱这个孙子，常与人言“此乃吾王家宝树也”，这便让他获取了新党的一票。
其次，他与蜀党领袖苏轼是为忘年交，东坡居士毫不掩饰对他的看重。而且，他与蜀党中坚成员黄庭坚、秦观等皆有往来，在蜀党中印象分极佳。
如今他又赢得了伊川先生的器重，有党魁为其张目，洛党自是不会再针对打压他。
再说说朔党，其领袖人物是中书侍郎兼门下侍郎刘挚。
刘挚初任冀州南宫县令时，因政绩卓着，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被称为河朔三令。后任江陵府观察推官，由韩琦推荐为馆阁校勘，升迁为着作郎。当时王安石刚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之后刘挚又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虽然之后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挚主张渐变，反对暴变，他认为新法推行太快，民众不能迅速适应），他被贬官外放，但王安石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纵然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却是无法抹杀当初，又怎会将党争之祸转嫁予王棣？
朔党另一位大佬刘安世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其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时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以敢于直谏闻名，被称为“殿上虎”，奏疏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读之感慨，时人云“诹访审订，咸有根据，严而恕，简而不苛，气平守固，辞直事核，皇皇乎仁义之说也”、“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这样一个刚直之人自也不会去为难一个弱冠少年。
少年人嘛，轻狂些也是有的，允许犯点错，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给多点时间。
王棣倒没想过会有如此好的形势，暗呼“侥幸”之余，还是决定再低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