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谨严和李延寿也算是老熟人了：“李翁，这次你带着大规模的商船跨海来到倭国，某代表关白欢迎李翁和大唐的商人，不过李翁应该知道，与倭国贸易需要关白同意，并且持有碟状（贸易文书）才行，如今这么多大唐商人来到倭国进行贸易，某实在无权处理此事，此事还需要禀告关白才行，请李翁原谅”。
不管是民间贸易还是官方贸易，也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跨国之间的贸易没有官方容许的凭证根本不行的，这是这种贸易凭证会随时间、地点和国家而变化，有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凭证，只要在市舶司中注册一下就可以，有时甚至严苛到需要皇帝亲自颁布才行。
平谨严说的没有错，对于一般的商贾而言，这可能是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但是对于李延寿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
李延寿可是第六次来倭国，而且还是藤原基经座上宾，倭国的政治对于李延寿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李延寿微微一笑道：“平国守，这次某来倭国进行贸易，并不是要到平安京进行交易，而是准备就在摄津完成交易，这恐怕不需要什么碟状。平国守也看见了，某这次带了大批的货物到倭国，也不可能将这么多的货物带到平安京去，所以某只是想在摄津把交易完成，然后再到平安京拜见关白，不知道平国守意下如何”。
摄津福原筑港是整个倭国的对外贸易的窗口，可以把摄津福原筑港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可以当成倭国的保税区，只要李延寿的货物不在其他地方进行交易，完全不需要什么贸易碟状。
平谨严也是担心李延寿把货物带到平安京进行交易，如果李延寿真的把货物带到平安京进行交易的话，一则平谨严没有这个权力放李延寿通过，二则平谨严担心自己一下子少了这么多的商税心疼，见李延寿愿意在福原筑港交易货物，平谨严当然不会为难李延寿，现在李延寿可是平谨严的财神爷。
平谨严那会把送礼的人往门外推的道理，赶紧道：“李翁这是说的什么话，既然李翁准备在福原筑港进行交易，某怎么也要联系一下各地买主，也不能让李翁的货物再拉回去不是”。这里要先说一下倭国平安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才好理解平谨严为什么如此热心的帮助李延寿张罗生意。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
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八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
“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九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
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九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藤原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八八七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倭国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
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平谨严身为摄津的国守，是摄津最大的土地领主，同时也是摄津最大的商人，平谨严每年名义上要向天皇和法皇（太上皇）供奉财物，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掌握倭国大权的关白。
平谨严允许所有的商船停靠福原筑港，所有货物必须留在福原筑港或者商船上，商人可以离开福原筑港，在摄津范围内自由的活动，但不得离开摄津，这有点像清代广州对于外商的限制，这些都是平谨严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平谨严不需要请示关白藤原基经就可以自己决定。
这么一大批货物想一下子出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代的倭国市场容量还很小，底层的百姓过着与大唐百姓差不多的小农生活，自耕自足很少有多余的钱粮进行交换。商船带来的大部分货物都属于奢侈品，或者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使用，不可能会面向倭国的普通百姓，其中价值最低货物要属于吕泰新携带的棉布，数量虽然庞大，但是漂洋过海后价格也翻了好几倍，一些最普通的江南蒲草制品，在倭国都是名贵物品，更不用说那些精美的丝绸、漆器、玉器和陶瓷了。
李延寿召集了一些主要的商人在官驿中商量出货的事情，吕泰新虽然不参与贸易，但是吕泰新身份特殊，又携带了大量的货物，所以也被邀请一起商讨事情。
有些商贾还是第一次到倭国，什么货物在倭国好卖，需要从倭国购买什么货物返回江南，这些商贾并没有多少经验，所以大部分事情都以李延寿的意见为主，就算是叶婉也插不上嘴。这次所有的货物都有李延寿统一进行交易，其他的商人这次来倭国主要是来学习和考察的，准备以后再建立与倭国长期的经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