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相申不害代韩侯与少梁签署的同盟，分为‘表约’与‘里约’两份。
表约很普通，大抵就是韩国承认少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与少梁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且相约互不侵犯。
说白了，这是拿来应付秦国与魏国的。
相比之下，‘里约’则敏感地多，它牵扯到两国在战略、贸易、军事、技术等方面的种种合作。
比如，韩国答应将少府制弩的图纸与工艺分一到两年时间教给少梁，但少梁必须承诺严密守住韩弩的工艺技术，决不可泄漏于秦、魏两国。
而相对地，少梁也承诺替韩国训练奇兵，同时也要求韩国严密保护奇兵的训练方式，不可泄漏于秦、魏两国。
除此之外，两国还针对粮食、食盐、铁矿等战略物资签署了一系列的协定，简单地说就是相互流通，防备灾年。
总得来说，这份同盟协定对于韩国其实获益并不大，除了得到一个关于训练奇兵的好处几乎没得到别的实际利益，韩国看重的是少梁的将来。
此次秘密出访少梁，申不害感触最深的便是少梁此刻国内的氛围，举国上下十几万人口每日啃着白米、野菜大力发展建设，这份团结与坚韧，让他深切感受到了这个国家迫切想要变得强大的信念。
举国上下都在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这样的国家有什么理由无法变得强大呢？
想来唯一的阻力恐怕也就只有秦、魏两国的外部干涉了。
申不害曾私下对随从感慨，感慨少梁国的变法，要比他韩国顺利太多太多，相比之下，他韩国的变法简直就是举步维艰。
五月初四，申不害与东梁君在少梁城签署完两国协定，随即又在李合的邀下来到旧梁。
此时他便吩咐随从抬出一个巨大的箱子，郑重地将这个箱子交给了李合。
记得从韩国出发时，李合就看到申不害的随从带着几个大箱子，他原本以为是申不害一行人的衣物什么的，直到此刻他才知道，原来这口箱子内盛放着韩国少府打造弩具的图纸与相关工艺技术的记载。
由此可见，韩国希望少梁尽快变得强大的迫切之心，并不比少梁自身逊色多少。
当然申不害也明确告诉了李合，这箱内的图纸与相关工艺记载，并非是少府最新的技术，而是前两年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韩国最新的工艺技术泄漏于秦魏两国，倘若少梁能在几年内获得自保的能力，介时他韩国再将最新的工艺技术，以及冶铁、锻造方面的技术再交给少梁。
对于申不害如此慎重的做法，少梁与李合均表示理解。
事实上，由于申不害已承诺让他随行的十几名少府工匠留在少梁，协助少梁提升技术，李合其实也不在意箱内装的是韩国前两年的技术，一来有些东西是共通的，二来负责他少梁技术的墨家弟子们，到时候也能从这些工匠的口述中了解最新技术，倒也没什么。
退一步说，就算是韩国前两年的技术，对于如今的少梁提升也是非常巨大的。
毕竟当世除了韩弩，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打造的弓弩能射六百步，基本上都在四百步开外，连达到五百步都十分勉强。
简单地说，即使是韩国前两年的造弩技术，其实也是领先于秦魏两国的，至少拉平。
得到了这箱珍贵的技术资料，墨践立刻吩咐墨明等墨家弟子研究、学习，考虑到这些墨家弟子大多都是工匠出身，再加上又有韩国少府的工匠在旁解释、教导，相信不出几日便能理解掌握韩国的造弩技术。
当然，理解掌握并不代表少梁立刻就能打造优质的弩具，他们还在勘察少梁国内的树木，试试那种木头更适合用于打造弩具。
而少梁别的东西不多，最多的就是树木与黄土，尤其是在得到元里、合阳二地后，少梁国土面积暴增近一倍，大多都是从未经过发展的原始山林，相信其中有许多生长几百上千年的优质树木，定能成为优质的造弩材料。
而就在墨明带着诸墨家弟子学习韩国造弩技术时，李合与墨践则继续接待申不害，与后者谈论法治。
别看韩国讲法治，而少梁注重墨治，但其实在申不害主张下的‘韩国法治’，与少梁的墨治十分接近，都是侧重于中央集权，区别仅在于少梁的‘集权’主张上层决策，即国家政令，由以东梁君为首的少梁官员商议决定，且有‘公义’作为约束；而申不害则主张由君主独断独行，一切服从君主裁断。
对于申不害的这种主张，李合与墨践都是不认同的，且二人的反对观点不同。
墨践的反对观点是韩国的君权失去了约束，他对申不害道：“韩侯以此法治国，就好比一人驾车，仅有绳鞭却没有缰绳，只能前进却不能停止，不利于治国治民。”
而李合的反对观点与墨践稍有不同：“韩侯固然贤明，但他深居宫内，未必事事精通，仅让韩侯一人决断国家政务，长此以往或会与现实偏离。”
相比墨践的反对意见，申不害更能接受李合的反对意见，闻言请教道：“李大夫有何指教？”
李合也不藏私，拿他少梁举例道：“申相且看我少梁，虽然最高的法令由东梁君与治邑大夫商议决定，但东梁君只提供一个方向，并不做详细的安排，具体事项由我等治邑大夫制定，而我旧梁制定的邑策，我也并不独断独行，县政交给邑令，技术方面则委托钜子，他们负责相关之事，比我更有经验，我为何要去给他们指手画脚呢？”
申不害听了感觉很有意思，饶有兴致地问道：“那李大夫负责什么呢？”
“统筹安排。”李合解释道：“我只负责一件事，即将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地方，并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与帮助。”
申不害听了颇有启发，半响叹息道：“想不到李大夫年纪轻轻竟有这等高见，可惜我韩国与少梁不同，变法一事在国内有大多的掣肘，若不能请韩侯独断，恐怕法令根本不能下达。”
李合与墨践对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在对比两国的国情后，少梁的变法基础要比韩国好得太多，上有以东梁君为首的权贵权力支持变法，下由举国百姓全力支持，再加上有墨家弟子作为基层的官员，引导百姓，可以说少梁臣民在纪律性、组织性、协同性上一个不缺，至少在国内几乎没有丝毫的掣肘与阻碍，这即是少梁本身的优势，也是墨学治国的优势，两种优势相叠加，促成了眼下少梁举国谋求变法发展的现状。
别说韩国比不上，天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
随后除了集权方面，申不害也与李合、墨践探讨了法治方面的侧重。
如今天下法家，大致可分为三派，即‘重法派’、‘重势派’与‘重术派’。
重法，即指视法令为至高无上，一切依法而办，最显着的例子便是秦国的卫鞅，别看卫鞅当初在少梁笑容可掬的模样，事实上他在秦国施行变法时十分严苛，仅从‘连坐法’就能看出一二。
而重势派，则主张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力，这一派法家弟子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君权，便能顺利推动新法，这想法其实与申不害的主张十分相似，但申不害并不是这一派的忠实拥趸，他其实是‘重术派’，只不过是被韩国的国情逼地没有办法，才主张君主集权。
重势派真正的例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慎到。
最后就是申不害主张的‘重术派’，说白了就是用灵活的方式来推动变法，而主张君主集权，其实也就是申不害受迫于韩国国情而做出的‘灵活改变’，包括他对韩国国内旧贵族势力的妥协与拉拢。
而李合当然是倾向于‘三者并重’，既要有优秀的法令，也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去推动，且推动的方式也要讲究灵活，法、势、术三者皆不可或缺，这一点在他看来是众所周知的。
申不害虽然对墨践主张的墨家学说并不感兴趣，但却对李合所讲述的法治理念颇感兴趣。
五月初五，秦国相邦、左庶长卫鞅再次赶赴旧梁，专程来见申不害。
申不害对此并不奇怪，毕竟前几日在见过秦国驻少梁使者樛游后，他就猜到他赴少梁一行瞒不过秦国。
在与李合私下商量了一下后，申不害决定等一等秦国的使者，看看能否与秦国达成什么默契。
别看韩国是魏国的盟友，且被秦国占去了许多的土地，但其实韩国并非铁了心站在魏国那边，就像少梁一样，秦、魏两国其实都是韩国的敌人，只不过韩国既没有能力独自对付其中一国，更没有能力同时与两国为敌，因此只能选择其中一方。
倘若此次能从秦国这边得到什么承诺，这当然更有利于韩国游走于秦、魏两国之间。
然而尴尬是，韩国由于也是大国之一，它注定享受不到少梁的‘待遇’——秦国可以不在乎少梁的发展，只要少梁别站在魏国那边即可，毕竟秦国自忖少梁威胁不到它。
但韩国可不同，它的块头比少梁大太多了，这就注定秦魏两国谁也不会放松对它的监视。
不过这次，秦国相邦卫鞅倒还真是怀着对韩国的善意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