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在处于应激状态时，能否快速而自信得做出选择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这样看起来，魔鬼可能确实藏在细节里。
——进化心理学
加利福尼亚州别称金州，除了因为出产黄金以外，还因为淘金热而闻名于世。
好莱坞的电影业从最早的卓别林的无声电影到现在的特效电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西部电影”占据了重要地位。
甚至于时至今日，还有小孩在万圣节时打扮成牛仔，在西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小镇被控制在邪恶的坏人手里，路过的牛仔快枪手将之解决，有时这个坏人是镇长，有时是治安官，英雄总需要一个“坏人”来衬托。
当米尔斯成为“菜鸟”的时候，Zodiac的时代已经开始没落了，但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环杀手，他犯下了至少12起谋杀罪，120起入室抢劫以及针对女性的犯罪，包括绑架、酷刑，只是当时他被掩盖在Zodiac、摇滚和席卷全国的反越战的运动中，其他州的人很少知道。
他被FBI称为“金州杀手”，民间则称呼他为“夜行狂魔”，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怪物一样恐怖。
到了1986年米尔斯加入警队的时候，他却忽然停止作案了。一开始凶手的对象是独居的女性或者是和孩子一起的女性，但是在1977年开始，就算是丈夫在家的情况他还是会闯空门。
在美国下跪是不会获得同情的，“枪”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用枪杀死闯入自己家里的劫匪，保护自己的安全是不犯法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支持这一观点，也有人选择支持禁枪，这些手里没枪的屋主遇到了手里拿着枪的劫匪只能束手就擒。
对一个趁着屋主不在家，入室打算“扮演丈夫”，后来将他的妻儿杀掉，并且还把她的脑袋割下来放在快递盒子里里，摆在米尔斯面前的杂种，米尔斯很难和“圣徒”般选择原谅。
和医生比起来，牧师或教士更注重心理的磨难，医生更倾向用药物来治疗某些神经症的症状，至少米尔斯呆过的那间疗养院是这样的。
疗养院里也有教堂，但那个教士经常不在，新教牧师往往已婚，并且要负担一个家庭的开支，无法做到和天主教一样背后有教会的经济支持。
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对心理学了如指掌，至少那个来找米尔斯的驱魔人是这样的。
他们经常在没有苦像的十字架上前聊天，那里通常都没人，约瑟夫对他的帮助远大于心理医生。
遭受折磨的人往往会去找医生而不是牧师，但医生往往不会对心灵的终极问题说什么。
人格异常、精神分裂需要诊断，需要懂得很多的“测量工具”，并且它现在仍然处于科研阶段就已经被法庭开始使用了。
它很容易出错，就像电影里演的，最后那个连环杀人犯整合的人格不是妓女，而那个心理医生也被杀了。
那个电影里的杀人犯还会继续杀人，直到被狙击手干掉，米尔斯杀了约翰·杜阻止了更多的谋杀发生，虽然那个时候以及在法庭上的辩论都没提起这一点。
约翰·杜没有发疯，他只是“坏了”，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他应该和普通人隔离开，比如精神病院之类的地方，而不是继续和普通人当邻居。
大城市里的邻里关系很冷漠，谁知道隔壁住着什么样的人。
约翰·杜的邻居们没被他选为目标可真是个奇迹，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房子太诡异了，一旦出现起谋杀案，警察都会去敲门，看邻居们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任谁看到他的那所房子都会起疑心。
披着羊皮的狼躲在羊群里，轻易是很难发现的。
光凭照片谁能分辨出来哪个是慈善家，哪个是罪犯。
当米尔斯和安东尼回到警局的时候，奥沙利文正在带着抢劫案被害者指认嫌犯。
此时已经快晚上八点了。
米尔斯和安东尼都没有打搅他工作，在电梯口的长椅上坐着，那里通常是带着手铐的嫌犯坐的，因此用的是结实的金属，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痕，看起来像是被砸成这样的。
“你知道彼得·赖利么？”
“什么？”米尔斯打了个哈欠。
“彼得·赖利，那个被指控杀了他妈妈的年轻人。”安东尼说“周日在教堂弥撒之后，他发现他的妈妈倒在血泊里，他相信只要说实话警察很快就会放他走，于是放弃了使用律师权，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四个警察轮番对他进行审讯，他们设法让彼得相信是他杀了自己的母亲。”
“你以为我也会这么对斯加特·戴维斯？”
“你不是警察了。”安东尼揉了揉鼻梁“你今晚住哪？”
“不关你的事。”
“在洛杉矶晚上打车不容易，还是你打算让你的同事送你回去？”
“我能坐巡逻车。”
“好吧，随便你。”
于是二人又无话可说了。
彼得·赖利在监狱里待了20年，直到审判他的法官去世，在法官的柜子找出当年讯问的记录，有逼供的过程，他才洗清冤屈出狱。
当时的四个警官，一个是测谎仪操作员，还有一个声称他们已经找到了彼得行凶的铁证。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深挖那个刚满18岁男孩的潜意识，让他在极度疲劳和说服性审讯的轰炸下写下了认罪书。
不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警方都不相信一个人在没有被暴力、威胁或者拷问的情况下会承认自己犯了罪，于是当赖利的律师请求撤销那个认罪书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驳回。
二十年后，在主检察官的文件中发现了赖利的不在场证明，由此证明赖利是无罪的，最终法院撤销了指控，所有参与案件的人都被开除，而那个真凶依旧逍遥法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如果我们作为旁观者静观两方谈话，那么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哪一方的脸，我们就会认为看到脸的那一方占主导地位。”安东尼这时干巴巴地说道“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在咖啡厅的不同位置，观察一对情侣谈话。你们是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只能看到他们的脸和神情。不一会儿，这对情侣要去看电影了。你坐在这对情侣女方的后面，看到的是男方的脸，所以你觉得是男方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你朋友是坐在男方的后面，他越过男方的肩膀，看到的是女方的脸，所以他认为虽然女方看起来柔弱，却一路主导，一定是她提议去看电影的。”
“哦，见鬼，他们去看电影和我有什么关系？”米尔斯不耐烦地嚷嚷。
“摄像头摆放位置会影响心理感受，也无论看过监控多少次，无论是有经验的执法人员观看还是普通市民观看，只要是听不到声音单凭画面做判断，都会认为摄像头对准的犯罪嫌疑人带有愧疚、内疚和忏悔的情绪，而这种‘认为’具有‘不可动摇的持久性’，当时摄像头是对准彼得·赖利的。所以，使得看监控却听不到声音的人认为彼得·赖利是带有愧疚、内疚、忏悔的情绪，这也是判处他有罪的原因之一。”安东尼平静地说道“焦点就是原因，在一个人还没有了解事物的详细状况之前，就紧紧地攫住那个人的注意力，就可以影响那个人随后的判断和决策，你不能太相信你警察的直觉，大卫，查案需要客观公正。”
“用不着你教我！”米尔斯将风衣给裹紧了，然后靠着椅子的扶手呼呼大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