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查处贪官不难，有沈一石的账本，江南的官商勾结一案几乎水到渠成，但问题是要是严查，就务必牵扯到各方势力。特别是因为推行改稻为桑，炸开新安江，造成生灵涂炭。
最重要的就是这势必摸黑嘉靖皇帝，在这个谁都可以有错，皇帝不能有错的年代。如果不加以掩饰，别说赵贞吉是裕王座师，就是严嵩也为此被嘉靖皇帝责罚。
所以赵贞吉到了浙江后，就把郑泌昌、何茂才这些严党一网打尽后就不想追究。就连织造局大太监杨金水都放了一马，但问题是他遇到了海瑞。
海瑞抓住沈一石作坊贱卖一事，攻击胡宗宪，只要撬动胡宗宪，严党自断一臂。
可赵贞吉认为如今江南倭寇未除，胡宗宪还不能倒，而且现在也不是倒严的好时候，就处处给海瑞设置调查障碍。
可海瑞是谁，那可是一个连皇帝都敢骂的人，嘉靖皇帝也拿他没有办法，是真正做到了无欲则刚的人，赵贞吉不让查，他偏要查。
杨金水害怕了，怕海瑞查到他才是新安江决堤的幕后主使，想请赵贞吉帮忙，把郑泌昌与何茂才先押解回京定案，这样海瑞就没办法继续调查。
赵贞吉怕草草定案而担责，没有答应杨金水的要求，只是答应把郑泌昌、何茂才另行关押，海瑞通过走访，抽丝剥茧，查到了新安江决堤的真相，杨金水吓得装疯卖傻。
这个由改稻为桑引起的贪腐大案，最后以郑泌昌、何茂才斩首，吕芳被逐出司礼监去监造陵墓而结束，海瑞的结案奏折被嘉靖一把火，最后以海瑞罢官而结束。
如果按照经济与军事角度来看，改稻为桑本是善政，在浙江改稻为桑后，倭寇也确实失去了生存空间，最后被戚继光、俞大酋剿灭，可过程却太不人道。
实际上，在此案之中，还隐藏着皇家内库与国库之间的利益纠纷。因为如果按照杨金水、郑泌昌让沈一石兼并了浙江的土地，这些土地就属于江南织造局的，江南织造局属于皇家内库，那么浙江大部分土地就会被皇家鲸吞。改稻为桑也就没有士绅什么事了，这也是一开始，浙江百姓抵制改稻为桑的原因之一，但要是还是种稻而不是种桑，赋税收入应该上交国库。
但到了最后，由于杨金水装疯卖傻来逃避罪责，江南织造局和杭州市舶司都落在赵贞吉手中，赵贞吉在处理这个案子中，处处提现出为皇家着想，嘉靖于是放心把原本属于皇家内库的江南织造局与市舶司交给赵贞吉，从而开启了文官插手江南织造局的局面。
按说此案收获最大的应该是赵贞吉，但实际上赵贞吉由于查办此案，彻底得罪了严嵩一党，就连胡宗宪也因为赵贞吉没有信守承诺，保障胡宗宪的亲人而断交，就是自己的徐阶那里，也因为赵贞吉没有借此彻底推翻严党而不喜。没过多久，赵贞吉就因为改稻为桑进展不顺，被张居正取代，而张居正正是因为改稻为桑推广顺利，一步步走向大明首辅之路。
当然，浙江的士绅并不是关心赋税是交给国库还是内库，他们之所以抵制是因为这么大的利益不能只便宜了皇家，换了这么多巡抚改稻为桑都不能成功，为何张居正能够成功，也是因为江南织造局和市舶司回到了文官手中，赵贞吉不敢分出皇家利益给士绅，所以没办法推广，但张居正却利用了嘉靖迫切改善财政窘迫，让浙江士绅能从中改稻为桑中分一杯羹，自然能顺利推广。
如今浙江改稻为桑将近百年，经过文官士绅的不断鲸吞，江南织造局已经不再是皇家独有。
大量的士绅投身纺织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土地兼并也越发严重，大量失地农民开始从农民转化为纺织工，这就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
但丝绸毕竟是高档面料，大量纺织工的出现，光织丝绸不能养活如此多的纺织工人，于是浙江逐渐开始种植棉花，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面布虽然便宜，但销量巨大，利润并不比种桑养蚕低，于是棉花的种植面积也是越来越大。从而诞生了松江布。
松江布不是因为是松江产的布，而是松江由于地理原因，最后成为了江南棉布的集散中心。
嘉靖皇帝因为自己的贪婪，让后世子孙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到万历帝时不得不四处收取矿税来维持巨大帝国的开支，文官士绅与皇家经过几十年的博弈，矿税也随着万历皇帝而寿终正寝，逼迫天启动用魏忠贤四处强取豪夺。
无论万历天启用什么手段来增加内库收益，收取的目标都是士绅阶层，受损的都是有产阶级，虽然造成党争不断，但不会危及根本，可到了崇祯这个傻缺，下令收取三大响，第二年就激起农民起义，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钟君义在南京虽然帮大商人销售了大量的松江布，但整个浙江积压的松江布还有更多，那些小作坊、织工家里积压的松江布比起大商人的布匹只多不少。
只卖布终究是小格局，钟君义这次到浙江，主要还是帮助浙江织工改变生产结构，往后浙江只织不纺，浙江毕竟是江南，江南雨水多，棉花产量与质量都无法和北方棉比。另外就是借此机会，向成衣方面发展。
东明这两年虽说发展迅速，但毕竟不靠海，而且缺少成熟的产业工人，而浙江发展纺织业将近百年，已经培养了大量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都是宝贵的财富。
明末之所以是华夏历史上的三大浩劫，不光是人口损失将近一半，损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失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钟君义希望通过这些产业工人尽早开发出小圆机，织毛衣机等一系列纺织业衍生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