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站，他提了一个行李包漫无目的地往西走去，一直走到天黑，他才在一个小巷里找了个私人小旅馆住下来。
第二天起来后，他先出去寻找生存的机遇，可是一连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身上的钱所剩无几，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于是这天傍晚时分，他从旅馆里走出去，一直埋头往前走。走走，就来到了南京长江大桥。
这是文革期间造成的我国最长的大桥，真是一个奇迹，**还为它题了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建成时我还没出生呢。
那时它是多么宏伟壮丽啊。可现在，你看，像个人似的老了，浑身灰不溜秋的，桥面也坑坑洼洼。他站到桥栏边往下看去，江风呼啸，滔滔江水翻滚着向东奔腾。
据说每年都有人来跳江，肯定都是被骗子骗得走投无路了才跳的。他准备跨上护栏，眼睛一闭跳下去，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这时候，他突然想到妻子韩春玲和儿子孙佳佳。佳佳七八岁了吧？他心里喊：“佳佳，爸对不起你了，爸无能，你要听妈的话，用心读书，不要学爸，要走正道。”
又对妻子说：“春玲，你跟我受苦了，真是对不起。我是不好，我是个坏人，你以前骂我是对的，你就另外找一个好男人吧，但你要帮我带好佳佳，不要亏待他……”
他不知怎么忽然又想起了李老师，真是死之将至，其言也善。
李老师，我到现在才真正知道我错了，你是对的，你的话是正确的，我是不该骗人，不该那样做人。骗子实在太可恶了。现在要是让我看到骗子，我就扑上去咬死他，跟他同归于尽。不吃黄连，不知其苦啊。受了骗的人，真是生不如死！我以前根本就想不到，只以为能骗到人家就是本事，就是快乐。没想到，被骗的人有多痛苦。
其实，我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啊。我认罚，还是死了好，不要再陷害连累别人了，也让我以死来对受我骗的人谢罪，对骗我的人表示抗议吧……
孙洪兴因为高中里早恋而没有考上大学。回到农村跟着父母亲种责任田，却成天蔫头耷脑的，提不起精神来。
这样做，不要做死在田里啊？这天中午时分，他顶不住毒辣辣的太阳，丢了手里的提桶，噘着嘴巴就往家里走。
他扯下头上的破草帽，抹着满头的汗水，骂骂咧咧起来：“抗旱抗旱，抗死人，这几亩棉花田，还不知能收成几个钱？”
“死小倌，你给我回来——”他爸冲着他拔脖怒吼，“你没有吃省力饭的命，就得啃老土地。谁叫你这么小，就不要面孔，跟女同学瞎搞的？”
“你懂个屁？”孙洪兴心里倔倔地骂，“什么瞎搞？那是爱情。爱情是神圣的，还不要面孔呢？你们没有爱情就结婚，才是不要面孔。一大把年纪了，还动不动就打妈，这才是不要面孔！”
孙洪兴知道自己确因早恋而影响了学习成绩，致使现在天天这样跟老土地打交道。但他心底里一直没有真正认错和后悔，直到现在还强烈地爱着韩春玲。
我孙洪兴一旦出人头地，就要去找她，娶她为妻。韩春玲在高中里是班里数一数二的的美女，原来成绩也不错，考个大专什么的不成问题。
他进入高中不久就看上了她，开始慢慢接近她。先是用眼睛跟她眉目传情，得到她回应后，他的胆子就大起来，主动跟她搭话，暗中悄悄关心她。
那个时候，他真是疯了，只要与她对视一下，一天不吃饭都有劲，说上一句话，三天不穿衣都温暖。而相反，她如果半天不看他一眼，他心里就空得难受；一天不跟她说一句话，他做作业也没心思；要是发现她与别的男同学眉来眼去，或跟他们说说笑笑，他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他就偷偷给她递约会纸条。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就机智和胆子的。他能在与她劈面相逢时悄悄抓一抓她的手，能在教室背后突然拥抱她，后来能在放学回去的路上抱住她接吻，最后竟把她引到一片树林里偷吃了禁果。
她怀孕后，他还偷偷去领她到医院里打胎，真是胆大包天。事发后，他受到了学校的严厉处分，被爸打得鼻青眼肿，他却照常厚着脸皮上学。而韩春玲被她父母教训了一顿，转到其它学校去了，但最后也没考取大学。
“洪兴——快回来！”站在泯沟沿上传水的妈尖着嗓子喊他，“听妈的话，把这块地浇完，就回去吃中饭，啊。”
回来？回来我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我要出去闯荡，不闯出一点名堂来，我孙洪兴死不瞑目。他一边想，一边继续往家里走。
“死小倌，我晓得你没有吃痛生活。”他爸丢了提桶来追他。
他拔腿就逃。他爸人高马大，胳膊比他的腿还粗，有些野蛮，他很怕他。他只怕他，别人谁也不怕。
爸的巴掌打上来，脸象着了火似地痛。眼看爸越追越近，他不敢往家里跑，一掉头就朝镇的方向狂奔。
他爸追到埭路上，见他象兔子一样穿小路逃远了，也就不追了。
孙洪兴逃到镇上，在烈日炎炎的中午，饿着肚子在小街上转了一圈。站在供销社的屋檐下呆了一会，没地方可去，他就懒洋洋地转到河西桥堍头高中同学杨忠孝家。
杨忠孝的母亲在家，她认识他，用手遮着额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他，说：“这不是忠孝的同学吗？”
“是的，我叫孙洪兴，杨忠孝在家吗？”
“他到上海去了。”杨忠孝妈说，“忠孝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就学了泥工，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做。”
在上海做？孙洪兴心头一跳，眼睛一亮：“那你能不能把他在上海的地址告诉我，我去找找他。看他工地上要不要小工？”
杨忠孝妈说：“做小工很苦的，你爹娘舍得吗？”
孙洪兴说：“总比种田好。到了上海，看情况再说吧。”
杨忠孝妈就把儿子留给她的工地地址和拷机号码抄给了他，还客气地留他吃了一顿饭。他吃完饭，谢过她，就回到村里来。
他说假话问路边那个认识的代销店借了一百元钱，先乘车到市里，然后再乘轮船到上海。轮船开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是晚上九点多钟。
他随着人流走出去，来到外面的马路上，被外滩的灯光和风景弄得目瞪口呆。他第一次到迷宫一样的上海来，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
他捂着口袋里尽有的85元钱，不敢去买吃的，更不敢去找住的，就在外滩边走边看，走走又退回来。他不敢走远，怕一走进眼前这片深不见底的楼山灯海就再也出不来，怕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海把他这个陌生的外地人一口吞没。
走走，累了，他就钻进一条小巷里，找了个阴暗的角落躺下来睡了。
“喂，起来。你是哪里的？”睡梦中， 孙洪兴突然被一阵叫声惊醒，懵懵懂懂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还把等他反映过来，就被人拉起来，糊里糊涂带走，推进一辆面包车，然后装到一间好象是废旧厂房一样的大房子里。
真倒霉，他第一天来到大上海，就赶上警察集中整治遣返盲流。说是到上海的外地人太多了，到处是无业流浪乞讨人员，影响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和治安管理。里面的地上已经蹲着许多象他一样灰头土脸的外地人，还不停地有车子装了人进来。
那晚里面臭烘烘地关了几百个人，有几名警察五吆喝六地看着他们。第二天上午，警察开始一个个询问登记，验看身份证。
“你是哪里的？身份证呢？”警察好容易才问到他。
孙洪兴搔着头皮，讷讷地说：“我，没有身份证。”
警察怀疑地看着他，将他带到另一间小屋，详细地做着记录。问完，警察又把他带回到大房子里，不管他，也不放他走。
第二天，警察把他们都分别装上了不同的大卡车。孙洪兴被推上一辆有着绿色敞篷的卡车。装满一车人后，就开出了大上海。
卡车一路轰隆隆地开，开了将近一天，开到他原籍所在的那个地级市，将他们赶了下来。他被缴了40元的遣返费，身上还有45元钱。好在到上海只要10钱路费。所以遣返他们的卡车前脚开走，后脚他就跟其它大部分被遣返人员一样，重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
汽车慢吞吞开到上海，又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这次，孙洪兴再也不敢出去睡马路了，而是提心吊胆地蹲在车站外面的走廊里，呆呆地等待天亮。实在瞌睡得支撑不住了，才坐下来靠在墙上打盹。
好容易熬到天亮，孙洪兴去找了个小吃滩，买了一个大饼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