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消息，似一阵疾风，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犹如星星之火，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局势的发展愈发迅猛，令人瞠目结舌。湖南、广东等15个省份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而前线战事胶着，此次革命势力前所未有的大。袁世凯在所领导的清军与南方诸省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对抗中想要取得最大的收获。
朝堂之上，往日的威严与秩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慌乱与绝望的气息。隆裕太后早已没了往日的端庄，泪水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她瘫坐在椅子上，口中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得了，祖宗的基业，难道真的要在我们手中断送吗？”这些消息如同重锤，一下下狠狠地敲击着紫禁城的宫墙，也重重地砸在每一个大清臣子的心上。摄政王载沣面色如土，平日里的沉稳与自信消失殆尽。他的脚步踉跄，在殿中来回踱步，却始终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每一次停下来，他都呆呆地望着远方，仿佛能看到那些独立省份的旗帜在风中肆意飘扬，宣告着大清统治的摇摇欲坠。袁世凯则站在一旁，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深知，此刻正是自己重出江湖、掌控局势的绝佳时机。他微微低头，看似恭敬地说道：“太后、王爷，如今局势危急，唯有南北和谈，唯有力求成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否则恐难以收拾残局。”话语中，暗藏着要挟之意。而张之洞，这位为大清鞠躬尽瘁的老臣，此时已病入膏肓，连站立都显得十分艰难。他喘着粗气，声音微弱却坚定地说：“和谈吧……再动兵戈，生灵涂炭，大清……也无力回天了。”其他大臣们也分成了几派，争吵声不绝于耳。主张强硬镇压的，声音高亢，却透着一股色厉内荏；提议和谈的，言辞恳切，却又充满了无奈与悲凉。
我坐在龙椅上，看着这混乱不堪的场景，却也能感受到这大厦将倾的绝望。望着殿下的众人，我仿佛看到了大清王朝的落日余晖，在寒风中摇摇欲坠。每一个省份的独立，都像是抽走大清根基的一块巨石，我知道这看似坚固的王朝，还能在这狂风骤雨中坚持多久，而我6岁生辰宴过后不久便是退位日期。我在这紫禁城中，从登基起便向皇额娘以及摄政王要求了阅读宫外所有的报纸，以及在他们谈论政事时，在御书房翻阅奏折，了解宫外发生的各种事情及进程。思绪中看着各方的博弈。
在满清朝廷与南方革命党进行和谈已成定局之时，各方势力围绕权力分配展开了复杂博弈 ，以袁世凯集团为首的北洋各统领，也有着各自的心思与谋划，争斗过程跌宕起伏。
袁世凯，这位在晚清政坛已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一直觊觎着最高权力。他凭借着手中掌控的北洋新军，成为各方势力不得不重视的存在。新军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也是他在权力博弈中的底气所在。在清帝退位的过程中，袁世凯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布局，他一方面与南方革命党谈判，试图获取他们对自己掌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向清廷施压，逼迫清帝退位。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北洋之虎”，在这一时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坚决拥护袁世凯，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掌控大局，稳定局势。段祺瑞深知，袁世凯若能掌权，自己在新政权中必然能获得重要地位。因此，他积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在军事上对南方革命党保持威慑，同时协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
冯国璋，“北洋之狗”，起初也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他手握重兵，驻扎在重要地区，为袁世凯巩固势力范围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冯国璋的心思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当他看到袁世凯权力逐渐膨胀，有称帝的迹象时，内心开始产生动摇。冯国璋虽然对袁世凯有一定的忠诚，但他更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他担心袁世凯称帝会引发全国的反对浪潮，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冯国璋开始与其他势力暗中联络，试图在权力格局中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
除了这三位核心人物，北洋各统领中的曹锟、张勋等人也各自心怀鬼胎。曹锟一心想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积极参与袁世凯的各项行动，期望能在新政权中获得更多的地盘和权力。而张勋则一直妄图复辟清朝，他虽然表面上服从袁世凯的领导，但私下里却与清朝遗老遗少保持着密切联系，等待时机恢复帝制。
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就新政府的组建、权力划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谈判。南方革命党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而袁世凯则一心想要独揽大权，成为新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为了达到目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北洋军的实力对南方革命党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革命党内部的一些势力，分化瓦解他们的阵营。
在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谈判的同时，北洋各统领之间也因为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段祺瑞希望在新政权中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掌控军权；冯国璋则想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扩大自己的地盘。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在一些场合公开发生争执。而曹锟、张勋等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权力，也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明争暗斗。
在这场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各方势力都在权衡利弊，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袁世凯凭借着老谋深算和北洋军的支持，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功窃取了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然而，他的称帝野心最终引发了护国战争，使得他众叛亲离，最终在绝望中死去。而北洋各统领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去世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 。
革命势力内部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人，围绕权力分配和国家走向，展开了一系列复杂且充满变数的争斗。
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始终怀揣着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坚定理想。在我退位前夕，他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内忧外患。一方面，临时政府财政匮乏，难以支撑军事和各项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外部列强对中国局势虎视眈眈，试图干预革命进程，支持袁世凯等旧势力。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孙中山起初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认为只有强大的中央领导才能稳定新生的共和国，抵御各方反动势力。然而，随着袁世凯在北方势力的崛起以及国内各方要求与袁世凯妥协的声音渐起，孙中山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意识到，若想避免国家陷入长期战乱，实现和平过渡，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于是，孙中山提出只要袁世凯能促成清帝退位，宣布赞成共和，便向临时参议院推荐其为临时大总统。这一决定并非孙中山的本意，而是在现实困境下的无奈之举。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维护共和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他同时也深知袁世凯的野心，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他主持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试图以此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保障革命果实。
黄兴在革命中一直负责军事指挥，是革命势力中的重要支柱。在我退位前后，他在军事上积极筹备北伐，试图以武力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统一全国。然而，黄兴也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以迅速实现革命目标，且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政治上，黄兴起初支持孙中山的总统制主张，认为这有助于集中权力，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他也开始认同与袁世凯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黄兴与袁世凯有过多次接触和沟通，他试图通过谈判，让袁世凯接受共和理念，加入革命阵营。他认为，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若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将大大加快革命进程，减少流血冲突。不过，黄兴对袁世凯始终保持着警惕。在宋教仁遇刺后，黄兴坚决主张武力讨袁，发起二次革命。他亲自赶赴南京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誓师讨袁。尽管二次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黄兴为扞卫民主共和而战的精神，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继续前行。
宋教仁是革命阵营中对政党政治有着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的代表人物。清帝退位后，他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组建一个强大的政党，通过合法的政治竞争来掌握国家政权。为此，宋教仁积极推动同盟会的改组，主张与其他进步党派联合，组建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1912年8月，在他的努力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联合，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希望通过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组建责任内阁，从而实现对国家政治的主导，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国会选举中，宋教仁四处奔走，发表演讲，宣传民主共和理念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他的努力取得了显着成效，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年仅32岁。宋教仁的遇刺，使革命党人的政党政治理想遭受重创，也彻底暴露了袁世凯的独裁野心。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势力的领导人，在清帝退位后的权力博弈中，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可清廷统治集团内部，隆裕太后、载沣和良弼等核心人物，还在权力的漩涡里垂死挣扎。
隆裕太后，这位身处权力中心的女子，本就性格软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更是被无奈与恐惧裹挟。起初，她本能地抗拒清帝退位，想着延续大清的统治，保住自己的太后尊荣。毕竟，大清两百多年的基业，怎能在她手中断送？可现实却像汹涌的潮水，不断冲击着她的幻想。袁世凯的逼宫，革命党势如破竹的气势，让她渐渐明白，大清气数已尽。
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的权力博弈，更是加速了清廷的瓦解。慈禧太后临终前的安排，让载沣拥有摄政大权，而隆裕太后也试图效仿慈禧“垂帘听政”，这就导致两人在权力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1910年，载沣任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隆裕却横加干涉，要求撤去二人职务，载沣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拒绝，叔嫂二人彻底反目。在组建内阁、处理武昌起义等重大问题上，两人也是分歧不断，载沣希望起用袁世凯对抗革命党，隆裕却因“戊戌旧怨”而反对，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清廷无法形成统一的决策，错失了一次次挽回局势的机会。
载沣，我溥仪的生父，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肩负着挽救大清的重任，却深感力不从心。他本就缺乏政治经验与魄力，面对复杂的局势，常常犹豫不决。起初，他试图通过排挤袁世凯，巩固自己的权力，将袁世凯以“足疾”为由罢免。但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他又不得不重新考虑起用袁世凯。在袁世凯提出出山的八项要求时，载沣虽满心不愿，却也无力拒绝，只能眼睁睁看着袁世凯掌控军政大权。
载沣曾对亲信哀叹：“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我有心救国，却回天乏术，袁项城狼子野心，可如今却不得不依靠他，真是无奈啊！”此时的他，已意识到大清的命运或许不再由自己掌控，内心充满了无力感与绝望。随着局势的恶化，载沣最终辞去摄政王职务，回到醇亲王府，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又失败的政治生涯。
良弼，这位清朝宗室中的佼佼者，留日学习军事归来后，本想凭借自己的学识与能力挽救大清于危亡。他极具战略眼光，早就看出袁世凯心怀不轨，是大清的心腹大患。因此，他在军中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试图制衡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良弼坚决主战，反对与革命党和谈，更反对清帝退位。他四处奔走，联合宗室成员，成立宗社党，妄图以武力对抗革命。良弼慷慨激昂地对众人说：“我大清养士三百年，如今正是我辈报效国家之时，怎能向乱党屈服？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定能击退革命党，重振大清雄风！”
为了给袁世凯一个下马威，阻止他与革命党勾结，良弼还策划了对袁世凯的刺杀行动。然而，他的计划并未成功，反而引起了袁世凯的强烈反击。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奉同盟会之命，炸死良弼。良弼身受重伤，两天后伤重身亡。他的死，不仅让宗社党群龙无首，陷入恐慌，也让隆裕太后彻底失去了主战的信心，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态度与行动深刻影响了权力格局的演变。张謇、汤化龙、黎元洪等代表人物，既试图维护自身利益，又在时代洪流中不断调整立场，成为南北博弈中的重要变量。
张謇作为立宪派领袖，早期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呼吁清廷速开国会，但清廷的“皇族内阁”骗局使他彻底失望。武昌起义后，张謇转而支持共和，成为南北议和的关键斡旋者。张謇认为“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但担忧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对抗会导致分裂。他主张“和平统一”，既希望保留清帝优待条件以稳定北方，又推动袁世凯接受共和，避免内战。张謇代笔《清帝退位诏书》，巧妙将退位包装为“主动让贤”，强调“五族共和”，为袁世凯掌权提供合法性，同时保全清廷颜面。他劝说孙中山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认为“袁之为人，固不足任总统，然今日舍袁无足以安天下者”。张謇在经济上以大生纱厂等实业为根基，希望新政权保障实业发展，因此倾向于支持能维护社会稳定的袁世凯，而非激进的革命党。
汤化龙是湖北立宪派代表，曾组织“宪政筹备会”，积极推动地方自治。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革命，加入湖北军政府，试图以立宪派身份分掌权力。汤化龙最初主张“君主立宪”，但清廷的腐败使其对体制内改革绝望。武昌起义后，他认为“革命已成燎原之势”，转而与革命党合作，但始终试图限制革命党的激进政策。汤化龙以“民意代表”自居，推动湖北咨议局支持独立，并担任军政府民政总长，与都督黎元洪形成权力制衡。他反对没收满人财产，主张保护绅商利益，与革命党中的激进派产生矛盾。汤化龙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认为“北方不稳则全国动荡”，主张定都北京以维持袁世凯的势力平衡。
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将领，被革命党推举为都督，成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他既依赖革命党维持地位，又试图借助立宪派和北洋势力扩张权力。黎元洪最初对革命持观望态度，被迫参与后逐渐意识到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他主张“军民分治”，试图将湖北打造成独立于中央的势力范围。
黎元洪与革命党领袖孙武、黄兴矛盾尖锐发生权利争夺，通过支持立宪派汤化龙排挤革命党，巩固自身地位。黎元洪在定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认为南京政府难以控制北方，主张“南北调和”以换取袁世凯承认地方自治。他扩充湖北军队，拒绝裁军，甚至与袁世凯暗中勾结，试图对抗革命党主导的中央政府。
张謇、汤化龙虽参与政权，但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角力中，立宪派逐渐失去话语权。张謇最终退出政治，转向实业；汤化龙则依附袁世凯，后被革命党刺杀。黎元洪的湖北模式成为各省效仿对象，地方督抚演变为军阀雏形，为民国初年的割据埋下伏笔。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促成清帝退位，但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框架，最终导致袁世凯独裁和革命党二次革命的爆发。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本质上是旧体制精英在新旧交替中的自救。他们既推动了共和进程，又因阶级局限性未能彻底脱离旧秩序，最终成为时代浪潮中的配角。
在辛亥革命发生至我退位的权力真空期，中国内部各派势力与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围绕权力分配展开了复杂的博弈两国插手最深。
英国为了维持稳定以保护商业利益，英国作为在华最大殖民利益拥有者（控制长江流域海关、铁路、贸易），首要目标是维持中国表面的政治稳定，防止革命引发的混乱损害其经济利益。
支持袁世凯，袁世凯被视为唯一能统一南北的强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积极斡旋南北和谈，推动袁世凯成为“共和总统”，认为他能遏制革命派激进的排外倾向。以外交手段英国联合列强向清廷施压，要求清帝退位；同时通过国际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增强其财政实力。英国最初倾向君主立宪制（如1911年11月《泰晤士报》主张保留清廷），但见革命大势已定，迅速转向支持共和，体现其务实的“利益优先”思维。在南北议和中朱尔典直接介入谈判，甚至建议袁世凯以“优待清室”换取和平退位。英国将海关税收移交袁世凯，切断清廷财源，加速其崩溃。
日本见中国有此情况便参与分裂与渗透
表面中立但暗中分裂，利用中国动荡扩大在满蒙的势力，甚至推动“中国分治”。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勾结肃亲王善耆，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1912年），试图建立亲日政权。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暗中支持孙中山，试图换取革命成功后对日让步（如1912年孙曾提议以满洲利益换取日本贷款）。但是在日本国内部，政府与军部存在分歧。日本外务省倾向于与英国协调，避免公开干涉引发国际反弹。日本陆军与浪人集团：主张激进介入，甚至计划出兵中国东北。1912年2月，日本陆军提议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但因英国反对而搁置。部分日本精英以“驱除白人在亚洲势力”为名，实则推行“大陆政策”，试图取代欧美成为东亚主导者。另外担心中国革命激发日本国内民主思潮（如“大正民主运动”），故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
英日两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博弈与妥协
日本受制于第三次日英同盟（1911年续签），不得不在行动上与英国协调。例如，日本曾试图单独承认“满蒙政权”，但英国警告此举将破坏列强对华“共同行动”原则，迫使日本暂缓计划。但英国默许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以换取日本不干预长江流域。1912年2月，日本同意加入国际银行团，表面上支持袁世凯，实则借此渗透中国经济。
列强在华博弈体现“势力范围”思维的延续，英国重经济利益控制，日本重领土渗透，两者共同削弱了中国主权。列强干预激发中国精英反思，五四运动后“反帝反殖民”成为主流话语，间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更彻底的民族独立道路。
清帝退位前后的权力博弈，既是新旧中国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华角逐的缩影。英日两国的干预策略折射出其不同的殖民思维：英国注重“间接控制”，日本追求“领土蚕食”。而中国各派在夹缝中的挣扎与妥协，则预示了此后数十年救亡图存斗争的复杂性，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隆裕太后最终还是做出了清帝退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