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着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华阳（今成都双流区）人范镇（字景仁），是苏轼极为敬仰的前辈，此人曾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数次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
另外，苏轼的父亲苏洵生前与范镇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所以说两家也算是世交了。
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其中的范祖禹还是范镇二哥范锴的孙子。
范镇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范燕孙早夭，二子范百揆（字子中，官至朝散郎）、三子范百嘉（字子丰，承务郎）、四子范百岁（字子老，太康县主薄）、五子范百虑（字已不考，承务郎）。
在范忠文公的后代之中，多人与苏轼有过直接或是书信方面的交往。
正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此时给范家老三范百嘉写了信。
信中苏轼告诉小范，自己所在的杭州城夏季其实是非常炎热难熬的，自己时常偷闲会去西湖周边的山寺中过夜，或是夜晚到西湖上泛舟纳凉。只有到了秋季，才会稍稍凉爽一些。
令人痛心的是，杭州今年的夏粮被旱坏了十之七八，朝廷虽然被迫修改了盐法，但税收却还是收不上来，自己虽然身为通判这一闲职，也时常会被旱情与税收所拖累。
到了八月份，苏轼被朝廷抽调在杭州本州的试院中和堂监试进士，也就是出任监秋试考官，一同出任考官的还有刘撝（音挥）。
刘撝，字行甫，长兴（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与其弟刘谊，均举进士，兄弟俩曾一起与苏轼游玩过。
考试结束后，苏轼与刘撝一同登上望海楼。
在苏轼的《望海楼晚景五绝》中有“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句，被清人王文诰赞为是真正的“连日闲坐楼上看潮人”说的话，意即描写的极为传神，绝非是那种闭门造车之辈的臆想妄语。
依宋时的惯例，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放贡举应试，诸州郡及各路运司，并于此日放试，而出榜则安排在当年的八月十七。
因此，在监考的前后间隙里，苏轼就有了一些闲暇的时光。
八月初十，正在赏月的苏轼突然想起了在陈州的弟弟苏辙，还有同在任陈州州学教授试国子四门助教的苏辙的同事崔度。
崔度这个人，虽然不善营生，但是却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遥想去年的今日，苏轼在陈州还曾与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他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宛丘先生自不饱，更笑老崔穷百巧”（《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在诗中，苏轼自是将崔度成为“老崔”，这种称呼与今天可能已是寻常之语，但在宋诗的这种语境里却显得更为特别，更显示出苏轼与此人超乎寻常的关系。
每年的八月十五前后，钱塘江的大潮都会不期而至，苏轼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每逢此时，钱塘潮的潮怒更是要胜于平时，杭州城的官民百姓往往倾巢而出，齐聚江边观潮，为每年最为繁盛的时节。
潮水中自庙子头至六合塔，农历八月十八在钱塘江上设有检阅水军，弄潮儿们下到水里，手把红旗挺立于潮头，展现各种技艺，据说此举是为了在潮来之际迎讶吴人伍子胥的。
若以我们今天的科学常识来看，钱塘潮不过是天体引力与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钱塘江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
其中农历的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尤以这几天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潮头就会越猛烈。
一般情况下，钱塘海潮到来之前，先是自远处呈现出一个细小的白点，转眼间就会变成了一缕银线。并伴随着一阵阵闷雷般的潮声，白线便会持续翻滚而至，几乎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
汹涌澎湃的潮水已呼啸而来，潮峰高达三到五米，后浪赶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
八月十七放榜后，监考任务便告一段落。
苏轼又相约刘撝等人登上了望湖楼观潮，并唱和了上次作于望湖楼楼上的五绝。
当然，要是认为苏轼单单就是为了来观潮就有点浅薄了，我们会在和诗“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句中，感受得到苏轼此时心中深深的忧叹。
此时由于新学的盛行，金菊往往与蒿蓬相杂处，那些士子，不管是被录取或是罢黜的，想必都不会使苏轼感到是公平的！
在试院里，苏轼收到了两位朋友求诗的书信。
一是前同事孙觉（字莘老）寄来请求信，想让苏轼给他的“墨妙堂”作首诗。
孙觉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是一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他敢于对不学无术、无故割地于敌的韩缜，对制造冤狱的蔡确，对人品污下、才薄望轻的章惇，对才识浅陋的安焘等这些宰相级人物，在一月内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
“墨妙堂”是孙觉去年在湖州知州任上，于官府衙门北侧的逍遥堂前专门修建的。
当年的腊月间，苏轼到湖州公干，看到了孙觉的这一壮举后非常感叹，还当场给孙觉写过一篇记文，这次孙觉又想叫苏轼给再他作首诗。
在后来苏轼的诗中，讲了很多书法的一些理论并把孙莘老所藏碑帖上的书法也大加赞扬一番。
二是李公择想向苏轼求一首关于黄鹤楼的诗。
宋时的黄鹤楼位于武昌江夏县西二百八十步，曾因“诸葛亮的接班人”费祎登仙后，每每身骑黄鹤于此地歇驾而得名。
在历史上，有关黄鹤楼的诗咏不少，因此难度也就水涨船高了。
相传李白就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李白是个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李白临黄鹤楼时，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因而，“谪仙诗人”便感到心有不甘，立志要与崔颢一比高低。
于是，他就“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也就是说，直到写出可与崔颢《黄鹤楼》平起平坐的《登金陵凤凰台》后，李白才肯罢休。
黄鹤楼的景致此刻到了苏轼手里，我们来看是如何转化成诗作的：“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声清圆。洞中铿鈜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这前四句即展示出苏诗“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特点。
更为惊奇的的是，在结尾处苏轼还发扬了自己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的豪放手法，说自己的描述若有世人不信，可以问一问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冯京，“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同上）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是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
冯京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知名度较大，就连时任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竟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以至于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状元爷就是武昌本地人吧，我对于黄鹤楼的描述你们可以不信，总不会连状元爷冯京的话也不相信吧！
在中和堂充任考官的这些日子，苏轼得以清闲了二十来天。
每当闲来无事，就会到望湖楼等清雅之地去闲坐赋诗，自己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了。在给好友、范镇之从孙范祖禹的信中，苏轼介绍了自己的州郡官宦生活。
他说每年的春夏季节倒还清闲，因为庄稼都在生长中，但到了夏收之际，就会非常繁忙，有关盗贼的案件便会堆积如山。其原因不外乎新法刚刚实行，老百姓无力偿还官府的各项税赋，以至于牢狱里已被囚犯挤满。
直到现在，苏轼倒突然怀念起了自己在馆阁中的日子了。
在苏轼所处的时代里，诗坛上还出现过一颗耀眼的新星，那就是当涂诗人郭祥正（遗憾的是，今天却少有人知晓）。
在如今的千年古县——当涂，前后出过两位大才子，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一位是《千字文》的作者，南朝的周兴嗣；另一位据说是李白转世，北宋诗人郭祥正（字功甫）。
郭祥正，字功父，一字功甫，又名谢公山人、醉吟先生、漳南浪士。
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
他的出现，立即赢得宋朝享有盛誉的诗坛老将梅尧臣的赞扬，还赢得了着名诗人王安石、袁世弼、章望之、章衡等人的赞扬，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说小郭就是“李白后身”。希望他继欧阳修之后来领导诗坛，成为诗坛盟主，可以说郭祥正的作品对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关于郭祥正的身世记录，《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第二百三当中有着正式的文字记载：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
梅尧臣老先生的直接确认，正说明郭祥正是“李白转世”的说法，在民间已经非常流行了，以至于在正史中都有了这样的记录。
甚至还有一种民间的说法，逻辑性更为严密：
据传，郭子仪在军中曾犯军纪，按律处斩，被李白救下。
之后，李白拒绝太子李亨请求，到永王李璘幕府。后来永王发动兵变，谋反牵扯到李白，有杀身之祸，郭子仪听闻后愿用自己的官爵来为李白赎罪，之后才有机会遇赦被流放到了夜郎。
二人的互救传为佳话，而李白这个重情义之人，决定在273年之后转世到郭家，报答郭子仪。
这样的逻辑似乎很严密，不过，这毕竟这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代诗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也曾高度评价过郭祥正的诗歌：
“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郭功甫的《水车岭》云：“千丈水车岭，悬空九叠屏。北风吹不断，六月亦生冰。……谁谓宋无诗乎？”
黄庭坚曾经对郭祥正的作品高度评价为：
“功甫诗如此数绝，真得太白体，宜为诸老之所称赏也”。
在这里所说的“数绝”，是指郭祥正收入他《青山集》中的《西村》、《访隐者》及《山居》等绝句。
但是郭祥正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他顶着太白转世的光环，而不知为何太白要选择在唐之后的宋转生，当然这是玩笑话了。
唐代诗歌已经接近完美了，给宋代的郭祥正在诗歌上的突破没有留下多少的空间。而在北宋时期，优秀的人太多了，苏轼应该是顶尖人才，或者说全才了，在他的光芒之下，连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王安石、苏洵、司马光这样的文坛大咖，都有些黯然失色，更何况郭祥正呢！
熙宁五年（1072），苏轼出任杭州通判之时，郭祥正刚好除知武冈（今湖南武冈市）令。
至于两人是从何时开始交往的，如今已无从得知。
只知道苏轼在临本州试院考试结束后，突发痢疾，以至于四肢软绵无力，本来有机会当面见到小郭的，却因身体原因而失之交臂，这也是苏轼在给郭祥正的信中所描述的。
八月间，州守沈立离任的时候到了。
自熙宁三年（1070）腊月接替赵拚出任杭州知州以来，到今天的新知州、福州人陈襄前来接任，这前后不过才一年多时间。
在苏轼眼里，这位着有《河防通议》的水利专家与着有十卷本《牡丹记》的花卉专家、藏书家、来自安徽和县的知州大人，不仅能够与民同乐，与自己的相处还算是颇为融洽的。
人该走了，作首诗送行一下，以苏轼的性格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今父老两行泪，一似当时去越时。”（《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一》），当年沈立在离开越州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感人的场面，我们不得而知，暂不论苏轼此时是否为出于官场上的客套之语，对于沈知州这位老搭档的评价，总之还是极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