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赵拚的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拚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拚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拚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拚知道后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拚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拚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拚收拾行李前去杭州上任之际，语重心长对苏轼说，小苏啊，你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次韵子由绿筠堂》）。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只是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至徽宗朝，虽然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送吕希道知和州》），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校理校勘们夜里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还能有谁推心置腹呢？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夜直秘阁呈王敏甫》）。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他就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次韵王诲夜坐》）。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
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道德品质，也是中国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自古以来，官方一致认为“孝”是国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不断赋予孝文化新的内涵。纵观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个爱国官员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举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到了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准则。
古语有云：“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个忠于父母，用感恩的心爱父母的人，往往是忠于国家的。
于是，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过王克孝绘制成为了《二十四孝图》流传于民间。其中集中了从虞舜时期到唐宋时期关于孝道的事例，然而为了突出“孝道”，这些例子中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比如《卖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线的行为，当然已不再适合如今的时代认知。
百善孝为先。
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们所尊崇与敬仰的美德，因此无论是在文学着作，还是在书写绘画之中，关于“孝”的题材一直络绎不绝，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传唱至今早已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无数画家以此为蓝本进行着创作，然而时至今日，却也有人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
作为一名以犀利风格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学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着一篇名为《二十四孝图》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虽然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郭巨埋儿”难免让人觉得有违人伦，而“卧冰跃鲤”也难免让人觉得违背科学常识。
但“孝道”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丢弃，是精华就要继承，对于元代的《二十四孝》来说，流传至今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其中的极端事例是精华还是糟粕相信大众心中也能够自行判断，或许鲁迅评价的“教坏了后人”过于犀利，但也绝非是空穴来风，毕竟如果我们为了孝道，不顾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那么这种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 ，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
熙宁三年（1070）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