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谋臣，还是历仕三朝的大唐第一权臣。他智谋过人，在李世民起兵反隋及统一战争中屡出奇策，为唐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虑周藻密，是玄武门之变的幕后总指挥，为李世民登基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有王佐之才，以其深厚的政治智慧与卓越的行政能力做了三十多年宰相，对唐朝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却因权力过大惨遭诬陷，被亲外甥削爵流放自缢而亡。
他就是一辈子机关算尽终成空的大唐国舅爷——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鲜卑族，河南洛阳人。唐朝开国元勋、宰相、外戚，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谋臣。
长孙无忌出身于名门世家，其家族是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裔，后因家族变迁改姓长孙。长孙氏一族在北朝世代担任高官，家族底蕴深厚，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人脉资源。长孙无忌的母亲是北齐乐安王高励之女，父亲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成就斐然，多次出使突厥，成功分化突厥内部势力，为隋朝边境稳定立下赫赫战功，也使得长孙家族在当时颇具声望。
然而，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母亲高氏、妹妹长孙氏被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孙安业赶出家门，无奈之下前去投奔了舅舅高士廉。长孙无忌生性聪慧，勤奋好学，博通文史，颇有计谋，与唐国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从小相识，关系甚好。后来高士廉眼光独到，看出李世民的不凡，将长孙无忌的妹妹许配给了李世民，这便是被后世称为“千古贤后”的长孙皇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无忌贵戚好学， 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这一联姻不仅加深了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情谊，更为日后长孙无忌在唐朝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火连天，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企图在乱世中分得一杯羹。
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李渊父子在晋阳（今太原）正式起兵反隋，不久便攻入关中，建立了唐朝，定都于长安（治今陕西西安）。长孙无忌在唐军渡河之后，便到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拜见李渊，被李渊封为渭北道行军典签，辅佐时封秦王的李世民。
此后，长孙无忌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在李世民身边出谋划策，逐渐成为李世民的心腹谋臣。
长孙无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与谋略智慧。他跟随李世民参与了诸多重要战役，如破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关键战斗，在战场上屡献奇策，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能够在战斗中准确地分析敌我形势，制定出合理有效的作战策略，还能在关键时刻鼓舞士气，稳定军心，成为李世民麾下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长孙无忌也因功累迁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成为李世民天策府的重要成员。
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世民与哥哥李建成二人配合还算默契，关系也比较友好。直到唐朝建立，李建成被封太子后，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隔阂。
李建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李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秦王府的幕僚属官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
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找到长孙无忌，将当前的形势讲给长他听，房玄龄认为，双方已经结怨，一旦祸患暗发，不只是秦王府难以收拾，就连国家存亡都成问题。并建议长孙无忌与他一起劝说秦王行周公之举，安定家国。长孙无忌亦有此想法，只是不敢说出口，房玄龄的一席话，正好符合他的心愿。于是，长孙无忌进入李世民的卧室，把房玄龄的话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把房玄龄召来商议此事。
房玄龄告诉李世民，你功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大业。现在你担心危机发生，正是上天在帮助你，希望你不要疑惑不定了。《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 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官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李建成向李渊进谗，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李世民的心腹幕僚只剩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府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说李世民，让他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
这时，李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推荐李元吉督军北征，又抽调秦王府精兵猛将，并计划在饯行时伏杀李世民。李世民得知此事后，命长孙无忌将房玄龄、杜如晦秘密召回，一同谋划，决定发动兵变。
同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入朝，并在玄武门埋下伏兵。张婕妤探知了李世民的谋划，暗中告知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私下谋划策略，李元吉建议李建成称病不朝，李建成则认为京城防备严密，没有在乎。此时，李渊已经将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裴矩等人召集前来，准备查验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件事情。
李建成、李元吉来到临湖殿，察觉到了变化，立即掉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
李世民跟在后面呼唤他们，李元吉心虚，先张弓搭箭射向李世民，但由于心急，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搭弓射箭，射杀了李建成。而尉迟恭带领着七十余名骑兵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用箭射中了李元吉，李元吉跌下马来。可就在此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喝住了他。李元吉赶紧放开李世民，想快步跑入武德殿寻求李渊庇护，但尉迟恭迅速追上，射杀了李元吉。《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 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 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这次政变，便是历史上着名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成为了唐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长孙无忌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使他成为了李世民最为倚重和信任的人物之一，从此开启了他在唐朝政治舞台上的辉煌篇章。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李渊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李世民册封妻子长孙氏为皇后，封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燕王罗艺在幽州叛乱。李世民得知后，命长孙无忌率军讨伐。结果，平叛大军还未到，罗艺就被部下所杀。一场造反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罗艺的首级也被送到京师，在市集悬首示众。
同年，长孙无忌改任吏部尚书，并被定为功臣第一，进封齐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长孙无忌深得李世民宠信，甚至时常可以进出李世民的卧室，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任之深。李世民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都被他恳切地辞让。一方面，长孙无忌深知自己作为外戚，位高权重容易引起他人的猜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因自己的权势过大而影响到朝廷的稳定。再加上长孙皇后的一再劝说，李世民便免去了长孙无忌右仆射的职务，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之职。
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政治地位上，更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具体事务中。李世民登基之后，开始制定法律。长孙无忌带领众人对高祖武德年间仓促制定的《武德律》进行系统修改，他在立法过程中，参考了上古时期的法律体系，确立了“礼法治国”的原则，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的《贞观律》，奠定了唐朝法制的基础。
后来长孙无忌更是在《贞观律》的基础之上，修订完成了《唐律疏议》。这部法典是长孙无忌与众多法律专家、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它总结了以往历代王朝法律制度的精华，结合唐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唐律疏议》涵盖了刑法、民法、诉讼法等诸多方面，其条文严谨、逻辑严密，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其创造性的于律条之后附上注疏，使得“疏在律后，律以疏存”，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立法典范。它贯彻“先存百姓”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使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规范了各级官员的行政行为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对后世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瑰宝，被后世历代王朝奉为立法的典范。
在人才选拔与任用方面，长孙无忌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积极的贡献。他秉持着任人唯贤的理念，主张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反对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他深知，人才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因素，只有广纳贤才，才能使国家充满活力与创造力。因此，他积极向李世民推荐了一大批有才能、有品德的官员。这些人才在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支柱。长孙无忌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注重考察人才的综合素质，不仅关注其学识才华，更重视其品德修养和政治抱负。他善于发现人才的潜力和闪光点，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从而使得唐朝朝廷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高效、廉洁、富有创新精神的官僚团队。
在文化教育领域，长孙无忌同样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唐朝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积极倡导文化教育，鼓励士人学习儒家经典，弘扬传统文化。他大力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设施，为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他的推动下，唐朝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地学府林立，学术氛围浓厚，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学者等。唐朝的文化也因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
长孙无忌本人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擅长诗文创作，其作品风格典雅，意境深远，在当时的文坛也颇有声誉。他经常与文人墨客们交往切磋，共同探讨文学艺术，为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个人，因为是开国元勋，一人有一个儿子被封为郡公。第二年，李世民颁发诏书授予长孙无忌司空职务，长孙无忌坚决辞谢不受。与此同时，李世民还将《威凤赋》赐予长孙无忌，以感念其功德。这一系列的赏赐和荣誉，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的认可与赞赏。
公元637年，唐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位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便上表反对。长孙无忌认为分封制度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割据，削弱中央集权。在唐朝初期，国家刚刚统一，需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于是，李世民将分封之事作罢。
公元643年，唐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挂入凌烟阁，长孙无忌位列第一。这是对他多年来为唐朝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同年四月，太子李承乾被废，李世民选择立李治为皇太子，并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不久，李世民又想立吴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暗中争辩，此事才作罢。在立储之事上，长孙无忌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坚定地支持李治，为唐朝的皇位传承稳定做出了贡献。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句丽。长孙无忌与岑文本、杨师道一同随军出征，并代理侍中之职。长孙无忌在围攻安市城的战役中，率一万一千精兵埋伏在山北峡谷中，作为奇兵冲击敌后，并拆毁所有桥梁，断绝高句丽援军归路，迫使敌军主帅高延寿、高惠真投降。
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马周病逝。李世民任命长孙无忌为检校中书令，并主持尚书省、门下省事务。
贞观年间，长孙无忌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忠诚的品质和高尚的品德，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和股肱之臣。他在政治、法律、人才、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贡献，为贞观之治的形成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与李世民之间的君臣情谊，也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在这一时期，长孙无忌无疑是唐朝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贞观盛世。
公元649年，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行宫翠微宫，临终前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政。同年，太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扬州都督。对于长孙无忌的进言，李治每次都优先采纳，长孙无忌继续在朝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李治逐渐掌握政权，唐朝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李治开始宠爱武则天，加上王皇后没有儿子，便准备册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了赢得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亲自带着武则天前往他的府上宴饮，赏赐了很多财物，又给他的三个儿子封官，但长孙无忌假装不懂李治的意思。后来，武则天的母亲多次亲自登门请求，长孙无忌都严词拒绝。
长孙无忌在废立皇后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引起了武则天的强烈不满。武则天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她认为长孙无忌是她实现政治野心的巨大障碍。而此时，朝廷中也形成了支持和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两派势力，政治斗争日益激烈。
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长孙无忌主持审问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之事。为免死罪，房遗爱效仿当年太子李承乾的卫士纥干承基告密太子谋反一事，自称与吴王李恪是同谋。先前，长孙无忌因阻拦李世民立吴王李恪为太子一事，与吴王李恪关系恶化，而吴王李恪平素名望较高，为人心所向，长孙无忌颇为忌恨他，一直都想找借口诛灭李恪以断绝众望。房遗爱的口供便给了长孙无忌一个诛杀吴王李恪的借口。
最终，李治下诏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处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也一并被赐自尽。同时，因素来与江夏王李道宗不和，长孙无忌借机打击，将其流放到广西象州。
公元655年，唐永徽六年。李治还是未听从长孙无忌等人的劝谏，强行立武则天为后。武则天对长孙无忌在立后事情上不肯支持自己，怀恨在心。
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图谋造反，李治便命许敬宗与侍中辛茂将一同审查此案。而后，李治在未亲自找长孙无忌本人查问谋反之事的情况下，只是听信许敬宗的诬陷不实之词，便撤去了长孙无忌的官职爵位，并将他流放黔州，让沿途州府发兵护送。同年七月，唐高宗令李积、许敬宗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命其部下袁公瑜审讯长孙无忌，袁公瑜逼得长孙无忌自缢。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
长孙无忌估计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对唐王朝忠心耿耿一辈子，最终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他更没有想到，让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的，正是自己一直支持的亲外甥唐高宗李治。长孙无忌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唐朝政治的一场重大变革。随着长孙无忌的离世，武则天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的政治权力逐渐落入她的手中，为她日后称帝奠定了基础。
公元674年，唐上元元年。李治为长孙无忌平反，追复其官爵，陪葬于昭陵，赵国公的爵位由其曾孙长孙翼承袭。
纵观长孙无忌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悲剧性。他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既足智多谋，又有文武之才。他在唐朝的建立与初期发展过程中，凭借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忠诚，立下了赫赫战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政治、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成就，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君臣佳话，也成为了封建王朝理想君臣关系的典范。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大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然而，在权力的诱惑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落得个机关算尽终成空的凄惨下场。
他的一生，与大唐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遭遇不仅反映出封建王朝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也映照出了封建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人性的光辉与弱点以及历史发展的曲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