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医生不想用药，手术室里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监控。
医生也想自己是神，这样就可以消灭那些脑子脏兮兮的混球玩意。
原定给孩子吃的大补药，现在也是全都用不上了。
孩子已经长到四岁了，要把一到三岁重生一遍，谈何容易。
接下来的治疗方案都是以保命为主，看还能不能先活着推出手术室。
就像鹿问夏一样，留得青山在，再看后面柴怎么烧。
医生向各位关心孩子的亲戚朋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但在手术后期，孩子的状态大概就像今天这样了，看孩子能不能撑过去吧。
俩人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唠嗑。
这世界上，公平也是很难求的。
顶流可以开车上天去，但底层平民只能脚踏实地。
“燕斯京，历史上有什么区别对待的故事吗？”
“说点出来，让我心理平衡一下。”
燕斯京扯唇笑了笑，“老婆～你今晚想听故事啊？”
“要不要先交点学费。”
“没钱，有美色，但这项技能暂时发不出来。”
“好吧，罚你明天继续给我做好吃的～”
种姓制度将印度社会划分为四个主要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是最高等级，主要是僧侣和学者。
他们掌控宗教祭祀的权力，负责阐释宗教经典和教义，并且享受社会最高的尊崇，拥有免税等诸多特权。
刹帝利是第二等级，主要是武士和统治者阶层。
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国家和人民，掌握军事和政治权力。
吠舍是第三等级，主要是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
他们需要向国家纳税，支撑国家的经济运转。
首陀罗是最低等级，从事的是被认为低贱的职业，如佣人、工匠、清洁工等体力劳动。
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基本没有什么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且受到诸多限制。
种姓制度严格规定了每个种姓能从事的职业，几乎没有跨越职业界限的可能。
例如，婆罗门主要从事宗教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刹帝利负责军事和政治事务。
吠舍从事商业和农业活动，而首陀罗则被限制在体力劳动和低贱的职业中。
这种职业限制极大地束缚了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流动性。
不同种姓之间的交往受到严格限制。
高种姓与低种姓不能同桌吃饭、通婚等。
例如，在婚姻方面，高种姓的人如果与低种姓结合，会被家族和社会排斥。
这种社交隔离强化了种姓制度的等级差别，使得低种姓人群在社会交往中处于劣势地位。
教育资源主要被高种姓群体掌握。
婆罗门和刹帝利更容易获得优质教育，而首陀罗等低种姓群体则被剥夺了许多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低种姓人群难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法律面前，不同种姓的人也受到不同的对待。
例如，《摩奴法典》规定，低级种姓的人用肢体的某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须将他的那一部分割断。
这种法律上的不平等体现了种姓制度下的区别对待，使得低种姓人群在法律保护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
在宗教生活方面，首陀罗和其他三个种姓之间的地位最不平等。
前三个种姓有权参加婆罗门的宗教生活，经过“入门式”便被称为“再生人”，意即在宗教上又诞生一次。
首陀罗则无权参加“入门式”，所以被称为“非再生人”。
在宗教仪式和活动中，首陀罗也受到诸多限制，
例如，若首陀罗故意听人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
若他诵读吠陀原文，须割去他的舌头。
若他记忆吠陀原文，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
在一些地区，低种姓人群的居住区域受到限制。
他们往往被隔离在特定的区域，与高种姓人群分开居住。
此外，低种姓人群在行动上也受到限制。
例如，他们可能不被允许进入某些公共场所，或者在进入这些场所时需要遵守特殊的规定。
尽管印度在法律上已经废除种姓制度，但这一古老制度的残余观念在印度社会的诸多方面，如婚姻、就业、社交等仍有深远的影响。
“宝贝，听完内心有平衡一点吗？”
“没有，你再讲一个吧。”
额！！
“老婆，你把我当百科全书么？”
“真的最后一个啦。”燕斯京也是有知识盲区的。
李承乾本是唐太宗寄予厚望的太子，自幼被立为太子并接受精心培养。
然而，他后来行为乖张，甚至有谋反之举。
唐太宗虽然对他的行为极为失望，但念及父子之情以及李承乾是自己多年培养的嫡长子等因素，最终只是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保全了他的性命。
齐王李佑谋反，他与李承乾谋反的性质相似，但李佑并不像李承乾那样自幼深得太宗宠爱。
李世民在处理李佑事件时，毫不犹豫地将其赐死。
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对待皇子谋反时因宠爱程度不同而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
长孙顺德是唐太宗文德皇后的族叔，他在担任官职期间有贪污行为。
李世民考虑到他的外戚身份以及他过往的功劳对他的处罚相对较轻。
李世民先是在朝堂上赐绢数十匹羞辱他，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并没有对他施以重刑或者免职等更严厉的处罚。
李道宗是唐朝的宗室成员，战功赫赫。
但他后来被房遗爱诬陷，卷入了政治风波。
由于他不像长孙顺德有特殊的外戚身份等因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被流放到象州，在途中病逝。
虽然他的案件存在被诬陷的情况，但唐太宗并没有像对待长孙顺德那样给予特殊的关照，这也被视为一种区别对待。
“燕斯京，这不就是妥妥的双标吗。”
“是啊，李承乾因得宠而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保全了性命，而李佑则因无宠而被直接赐死。唐太宗在对待长孙顺德和李道宗的贪污案时，也因长孙顺德是外戚而给予特殊待遇，而李道宗则被依法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