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佩泽特政府与西班牙海军和铲平军的和谈都没有结果，而铲平军的军队更是不满足于伊卡州，开始向周边扩张，这让住在利马的秘鲁南部的庄园主们都无比的担心
秘鲁《民族报》和《商报》等报社在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报道了头天晚上在利马发生的恶行。
从1849年秘鲁开始秘鲁就引入华工，这个规模并且逐年增长，以至于在1850年以后每年都有数千华工进入秘鲁的硝石矿、鸟粪矿、金矿和种植园工作，即便秘鲁的矿主、庄园主们对待华工很苛刻，但是七八年以后，还是有不少聪明能干，没有患疾病也沾染上吃喝嫖赌恶习的华工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选择前往秘鲁最大的城市利马生活。
这些自由华工十分勤快，有手艺的会成为利马富人家的雇工，等到积攒了一定积蓄后就会跟一些印第安混血女子结婚成家，而后开一些小商店、小饭店，甚至摆地摊。
华工们有自己的乡党群体，相互帮助下都能在利马活得很好。
这些第一批、第二批来的秘鲁的自由华工更是把生意越做越大，在利马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名望。
原本这些华人都幻想着能融入秘鲁的生活，以后最好能让子嗣跟秘鲁人遇着同等的地位，所以在得知南方出现了一伙名为铲平军的华工义军时，即使同为华人，利马的这些华商却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铲平军，他们都认为铲平军也许很快就会被秘鲁政府军剿灭了，到时候恐怕要死不少同胞。
可是随着铲平军在伊卡的势力越来越大，利马华人们也感受到了利马人对华人的敌视，这让大多华人的生意都收到了影响，所以即使这些华人心中有些自豪铲平军闹出了动静，但是从自身利益和安危出发，却还是愤恨铲平军瞎搞事情，影响了自己。
这种情况一直到北方军团覆灭的消息传回利马后才进一步恶化，随着铲平军声威大震，成了气候，利马人对利马的华人更加的仇视了，盗窃和抢劫华人商店的事情册开始大量增加，而利马的警察却对华商老板的报警无动于衷，甚至还会以各种无理的理由勒索一笔。
利马华商和华人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在几位大佬的要求下，所有的华人都不在工作，商店也关张歇业，大家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或店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关注政治。
大家都等着这阵风头过去，可是圣诞节晚上针对华人华商的惨剧还是发生了。
经过事后统计，圣诞夜的暴行造成了21名华人和华商的死亡和数百人的重伤，永发、邝记、邓记、郑记等华商中最大的铺子都被烧成了灰烬，而因为姓氏与铲平军头目邓青相似，邓记和郑记的老板满门以及住在他商铺的华人工人也全都被杀害了。
除了这些大商铺，几乎所有华人家庭都遭受了洗劫，华人的妻女被侮辱的也有上百人，一时间利马华人群体成了最可怜的人。
但是利马警方却并没有去抓捕那些罪犯，反而以调查为由抓捕了一些抗议恶行，要求说法的华人。
在数日后的《民族报》的头版头条上对利马华人和华商的遭遇进行了报道，并且极尽奚落和嘲笑，似乎欺负华人和华商就能让秘鲁人战胜铲平军一样。
在不知不觉中，对佩泽特总统和政府的反对抗议也在报纸的引导下成了对华人华商的谴责欺辱和怀疑。
人在愤怒时会失去理智，此时只要稍加引导舆论便会让本该负责的人逃脱谴责，让不该承担的可怜虫遭受无妄之灾。
利马城最偏僻的东南一隅的卡隆街原本是华人聚集区。
这里原来都是一些有着东亚建筑风格的土木结构的房屋，经过了利马人一夜的打砸抢烧后，这些小区的门窗都碎了，街道上散落着衣服杂物和斑斑点点的血迹。
此时的华人聚集区早已人去楼空，华人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后竟然全都躲到了利马城外的郊区，他们像老鼠一样抱团躲藏，唯恐再被利马人抓到后殴打折磨。
在一个破旧的暗娼馆和鸦片馆内一片幽暗，在深邃的地方有一个隐秘的小房间，房间内出了一张桌子之外再无旁物。
桌面上放着一盏点燃着煤油灯，桌前围坐着十几个须发潦草，身穿长袍，留着阴阳头，拖着长辫子的东亚面孔。
这些人就是利马华人中的佼佼者，现在他们花了银子，找了利马的地头蛇才获得了这么一个容身之地，他们和家人都暂时藏身在这里污秽肮脏的地方，也许只有这里才能躲避利马仇视华人的暴徒们的魔爪了。
“在我们的首都一直存在一个数目不断增加的亚洲人群，他们是华工，在履行了合约后开始在秘鲁流浪，他们游手好闲，干尽坏事，不断有人犯下相当严重的罪行……
这些坏人吸食鸦片……开了饭馆也会以人肉为菜……他们还会散布道德败坏和恶劣习惯的种子，影响着那些本来还算良善的亚洲人……
即使是善良的华工在契约期满后也会投奔到他们的前辈同乡那里，然后他们狼狈为奸，常怀奸邪之心，他们不信仰主的光辉，即使信仰也是与他们民族独特的伪神一起信仰……这是对我们伟大上帝的亵渎……”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捧着一沓最新的报纸读着上面对于利马华人的社论和报道，文章里满是对华工群体的污辱污蔑和抹黑，所有人听了脸上都凝聚起了愤恨之色。
读完了《祖国报》、《商报》后，他拿起了最新的一份《民族报》，看着头版的文章皱了皱眉头，但见刘大佬、古大哥和戴、黄等几位大哥都面色不动，他只能继续接着微弱的灯光读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