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之初，仿若一位睿智的舵手，巧妙地把控着外戚势力，使其无法兴风作浪。然进入天宝年间，杨贵妃外戚却如毒瘤般滋生崛起。早年杨国忠放荡不羁，恰似一位浪迹天涯的浪子，在世间游荡。后因族妹得宠，得以进入长安，从此仕途如同火箭般飞升。天宝年间，历任多职，权倾朝野，如饕餮般贪婪地吞噬着权力，专断朝政，贿赂公行，其行径引发诸多不满。
天宝八载（公元 749 年），大唐的朝堂之上，恰似那风云际会的修罗场，暗涌奔腾。原本身为李林甫党羽的吉温，好似一只嗅觉敏锐、狡黠无比的狐狸，精准地捕捉到杨国忠“恩遇浸深”的气息后，毅然决然地转换阵营，一头扎进杨国忠的怀抱。他心中那如算盘珠子般噼里啪啦作响、精于算计的心思里，悄然谋划着一场助杨国忠先除李林甫羽翼，再取而代之的惊天大计，仿若一场无声无息却又波谲云诡的权谋棋局，在他那幽深的心湖之中徐徐摆开，每一步都暗藏玄机，每一招都欲置对手于死地。
在这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局势之下，杨国忠与李林甫的初次交锋拉开了帷幕。六月，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仿若一颗突然失去光芒、急速坠落的流星，因坐赃之罪被贬为汝阴太守。次年四月，御史大夫宋浑亦如断了线的风筝，被同样的缘由流放潮阳。萧炅、宋浑皆是李林甫在朝中的得力亲信与左膀右臂，此刻却如折翼之鸟。李林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向被贬的命运，心中犹如被熊熊烈火无情地灼烧，焦急万分却又似深陷泥沼、动弹不得的困兽，在牢笼之中拼命挣扎，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势力如大厦将倾，一点点被蚕食鲸吞，徒留声声悲叹，在这空旷的朝堂之中回荡，却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一件仿若晴天霹雳、对李林甫极为不利的事情发生了。四月，咸宁郡太守赵奉璋宛如一位无畏无惧、单枪匹马冲向敌阵的勇士，毅然决然地上表朝廷，那表章恰似一把寒光闪闪、锋利无比的利刃，直直地刺向李林甫的要害之处。然而，命运的齿轮在此刻无情地转动，表章尚未呈至玄宗李隆基那威严的龙案之前，就如一只可怜的小鸟，被猎鹰般敏锐的李林甫迅猛擒住。李林甫面色阴沉得如同暴风雨来临前那堆积如山、黑沉沉的乌云，令人不寒而栗。他一面如铁钳般死死扣住表章，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御史将赵奉璋抓进监狱，随后诬陷其妖言惑众。可怜的赵奉璋在这如狼似虎的迫害之下，如同一只渺小的蝼蚁，被乱棍无情地打死，生命之火就此熄灭，只留下无尽的冤屈在历史的长河中飘荡。此事缘起虽史无明载是否与杨国忠暗中策划有关，但可以确凿无疑地确定的是，它与李、杨之间新旧贵族官僚间矛盾的尖锐化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仿若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众人紧紧缠绕其中。而杨国忠向萧炅开刀在稍后的六月，仅仅相隔两个月，这恐怕绝非偶然的巧合，更似一场精心布局、环环相扣的权谋前奏，那隐藏在背后的黑手，正悄悄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驶向未知的深渊。
天宝十一载（公元 752 年）二月，李林甫眼见恶钱如汹涌澎湃的潮水一般，席卷整个市场，泛滥成灾，便挺身而出，奏请禁之。彼时，商业发展犹如脱缰的野马，在广袤的草原上迅猛狂奔，货币需求量如同那不断膨胀的气球，急剧大增。而官府铸造的铜钱却如涓涓细流，远远不敷流通，致使恶钱在市场上如野草般肆意横行，无法无天。因私铸恶钱可获暴利，那利润就像挂在枝头、散发着诱人香气的毒果，引得无数人如飞蛾扑火般趋之若鹜，恶钱数量呈几何级数疯狂增长，成为大唐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毒瘤，侵蚀着大唐的根基。开元、天宝以来，朝廷虽屡次下令禁止，却似一阵轻柔的微风，拂过水面，仅仅泛起一丝涟漪，未能吹散这股恶钱的阴霾。尤其是商业繁荣的江淮地区，靠私铸恶钱发财的人多得如同过江之鲫，密密麻麻，成为全国私铸恶钱的主要源头，那里仿若一个罪恶的温床，孕育着无数的贪婪与欲望。一些贵戚官僚和巨商，好似一群贪婪成性、永远填不满肚子的饿狼，纷纷带着良钱奔赴江淮地区，用一比五的兑换率，换取恶钱，再如鬼鬼祟祟、搬运宝藏的盗贼般将其运到长安市场，妄图牟取暴利。一时间，恶钱在长安亦如洪水泛滥，“市井不胜其弊”，百姓们在这恶钱的肆虐下苦不堪言，市场仿若一片硝烟弥漫、混乱不堪的战场，叫卖声、争吵声、哀叹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大唐盛世的悲歌。
于是，李林甫从官府拿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仿若一位身披战甲、威风凛凛、力挽狂澜的将军，在长安东西两市展开了一场回收恶钱的大战，并限期一月，企图以雷霆万钧之势肃清恶钱。然而，恶钱既已如癌细胞般深深扎根于市场流通的血脉之中，欲行禁止，谈何容易。两市“商贾嚣然，不以为便。”杨国忠好似一只嗅觉敏锐、时刻寻找猎物弱点的猎犬，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将其作为倾轧李林甫的有力借口，那眼中闪烁的光芒，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一日，杨国忠如一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巡游者，大摇大摆地骑马从市内经过。商人们仿若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纷纷如潮水般涌来，遮马诉苦，那诉苦声好似汹涌澎湃的波涛，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杨国忠心中暗自窃喜，仿佛看到了李林甫在自己面前兵败如山倒的模样。回去后，他便添油加醋地向唐玄宗李隆基报告，将李林甫的努力描绘得一文不值，而将自己塑造成拯救百姓的英雄。唐玄宗李隆基闻之，龙颜大怒，那愤怒的神情好似即将喷发的火山，立即下令废除禁令，改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一场市井风波就此在杨国忠的操纵下平息，而杨国忠则在与李林甫的明争暗斗中，又似一位凯旋而归、战功赫赫的将军，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那得意的笑容在他脸上肆意绽放，仿佛整个大唐都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过了两个月，即这年的四月，发生了王鉷的案件，即邢縡谋叛事。这本是上层官僚贵族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的一场丑恶闹剧，那背后隐藏的阴谋与算计，如同黑暗中的毒蛇，吐着信子，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王鉷因宠遇太深，既成了杨国忠升官路上那难以逾越的巨石，又是李林甫眼中那根欲除之而后快的刺。整治王鉷，原本也是李林甫心中暗自盘算的事情。然而，随着内部斗争形势如变幻莫测的风云般发展，李林甫见杨国忠别有用心，心中如同一架天平，在利弊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他觉得保留王鉷在中央政府中的官职，或许可如一把制衡的利剑，用来牵制杨国忠，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当玄宗最初表态认为王鉷未必预谋时，李林甫便如一位顺水推舟、见风使舵的舵手，巧妙地为他开脱罪责，那言辞之间的机巧与圆滑，仿佛能将黑的说成白的。
但是，后来由于杨国忠在背后如一位阴险狡诈、擅长施展魔法的魔法师般做了手脚，王鉷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仿佛被命运的黑手紧紧抓住，无法挣脱。案子本可到此了结，但杨国忠却如一条紧紧咬住猎物、不死不休的毒蛇，不肯罢休。王鉷虽与李林甫不和，但他过去是由李林甫提拔的，并且曾经是李林甫的亲信。杨国忠利用审讯案犯的便利，如一位冷酷无情、铁面无私的审讯官，逼着他们招出李林甫与王鉷兄弟“交私”之状，从而把李林甫如一只庞大却陷入泥沼的巨兽，无情地牵连进去，使其在这泥潭之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在此之前的三、四月份，又发生了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李献忠叛唐的事件。李献忠原是突厥部落首领，名叫阿布思，他率所部如一群疯狂的掠夺者，如蝗虫过境般大掠仓库库藏，随后叛归漠北。玄宗得知后，大为恼火，仿若被激怒的雄狮，那愤怒的咆哮声仿佛要震碎整个朝堂。其时朔方节度使恰由李林甫兼领，李林甫无奈之下，只好引咎辞去朔方节度使的职务，推荐安思顺接任，那落寞的背影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无奈与不甘。
杨国忠如一位手持利刃、满脸仇恨的复仇者，抓住这两个把柄不放，弹劾李林甫，还买通陈希烈和哥舒翰为其作证。陈希烈能为左相，原是李林甫引荐的，李林甫本以为他柔弱如同那随风摇摆的柳枝，易于控制，如操纵木偶般在李适之被罢之后，推荐他担任这一要职。初时，陈希烈“政事常随林甫左右”，但杨国忠得宠以后，他便如那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转而与杨国忠为友，在政治上一改过去的顺从姿态，与李林甫为敌，那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行径，令人咋舌。哥舒翰是曾为王忠嗣冒死辩诬的突骑施蕃将，后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因李林甫曾陷害过王忠嗣等人，哥舒翰心中对他的怨恨如燃烧的熊熊火焰，永不熄灭，此次有机会，自然要如一位复仇者般畅快淋漓地报复一番，那眼中闪烁的仇恨之光，仿佛能将李林甫吞噬。
唐玄宗李隆基这次对李林甫的问题，采取了慎重宽大的态度，没有如狂风暴雨般对他大加责罚，不过，“由是疏薄”，心中对他的热情如渐渐熄灭的炉火，开始冷淡了，那曾经的信任与倚重，仿佛随着这一次次的事件，如流水般消逝，只留下淡淡的疏离与冷漠。
李林甫遭杨国忠打击后，一向权势咄咄逼人的他，仿若被拔去了利齿的猛虎，威风不再，那曾经令人敬畏的气场，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杨国忠则如一只骄傲的孔雀，更加趾高气扬，“贵震天下”，令人侧目，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的胜利与权威。李林甫原以为杨国忠虽是外戚，然而毕竟是“微才”，成不了大气候，本想如一位驯兽师般加以利用，将其作为支持自己的党羽，以便为自己在玄宗面前助一臂之力，“故善遇之”，积极进行拉拢，那殷勤的模样仿佛在对待一位稀世珍宝。不想自己老谋失算，“养虎为患”，心中懊悔不迭，如一位赌输了身家的赌徒，望着空空如也的赌桌，深为后悔，那痛苦与自责的神情，仿佛要将自己淹没。但他毕竟是个城府很深，诡计多端的人，默默躲在一旁，如一位潜伏在黑暗中的刺客，伺机报复，那隐藏在眼底的寒光，仿佛在等待着最佳时机的到来。
这年十月，南诏如一群不断骚扰边境的恶狼，频繁地伸出利爪，骚扰大唐边境。蜀地百姓在这无尽的骚扰下，苦不堪言，仿若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每日担惊受怕，不得安宁。遂表请剑南节度使杨国忠亲赴剑南坐镇，以安定四川、云南的局面。李林甫趁机如一位阴险的谋士奏遣，其用意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背后隐藏的恶意仿佛能将人冻结。杨国忠有苦难言，如被绳索捆绑的困兽，找不出借口推诿不去，只能在心中暗暗咒骂李林甫的阴险狡诈。
临行前，他如一位哀怨的臣子，跪到玄宗面前，哭诉着说：自己“必为林甫所害”，杨贵妃“亦为之请”。玄宗安慰他说：“卿暂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意思是要杨国忠尽管放心前去，不会让他在四川久留。玄宗亲自赋诗送别，诗末还暗谕“还当入相”，这如一颗定心丸，让杨国忠放心地奔赴四川了。显然，这时玄宗欲安排杨国忠任相、排斥李林甫的决心已如磐石般坚定，那坚定的眼神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权力的更迭即将到来。
李林甫探知其情后，“心尤不悦”，但自己这时已年老多病，如一棵濒临枯萎的老树，枝叶凋零，生机不再，并且正带病陪玄宗游幸临潼温泉宫。杨国忠走后，李林甫病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如江河日下，日渐加重，卧床不起，因此更加“忧懑不知所为”。请了一位巫医来看，巫医仿若一位神秘的预言家，说只要“一见上皇帝可小愈”。玄宗因念林甫给他驱使近二十年，本想如一位仁慈的君主般满足他的要求，亲临李甫昭应私第，可是左右如一群忠诚的卫士极力反对，那坚决的态度仿佛在守护着什么神圣的东西。
于是，玄宗如一位无奈的君主，要李林甫的家人将卧在床上的李林甫抬到庭院，玄宗自己登上降圣阁遥望，以红中招之，算是见过了。李林甫则只好如一位无力的老者，请家人代为拜谢，那落寞的身影在庭院中显得格外凄凉，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
与此同时，杨国忠前脚刚到蜀郡，尚未安顿下来，玄宗即派中使后脚赶到，宣诏召回京师。其时玄宗仍在临潼，杨国忠先至临潼，知道李林甫病重，如一位心怀鬼胎的访客，至其私第探望，拜于病榻之下。李林甫见杨国忠不出短短数月即回朝，知道这一切都是皇上事先安排的，自忖大势已去，便流涕对杨国忠说：“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杨国忠这时虽然得意洋洋，如一位胜利在望的将军，但毕竟害怕李林甫的威严，如一只见到猫的老鼠，见李林甫一语道破真情，竟连连“谢不敢当，汗出覆面。”
十一月丁卯日，李林甫终于在临潼私第一命呜呼。而在庚申日，即李林甫尚未断气的前七天，玄宗就在华清宫任命杨国忠担任右相了，那权力的交接仿佛在一瞬间完成，却又蕴含着无数的阴谋与算计。
杨国忠一登上宰相重位，如一位复仇的君主，立即对李林甫及其势力进行清洗，那手段之狠辣，仿佛要将李林甫的一切痕迹都从这个世界抹去。天宝十二载（公元 753 年）正月，他如一位编造谎言的骗子，诬告阿布思谋反是李林甫指使的，还说李林甫与阿布思私下里曾约为父子。玄宗见李林甫既死，对此事也不再细察，如一位昏庸的君主，即令下吏按问。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害怕受连累，如一只胆小的兔子，遂出面作证，那惊恐的眼神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无助。
当时，李林甫的灵柩刚从临潼运回长安，尚未下葬。二月，玄宗下制削夺李林甫的所有官爵，子孙有官者皆除名，流放岭南及黔中，只允许携带随身所需衣粮，其余资产皆没收。因此，唐廷在李林甫死后，还如一位意外收获宝藏的盗贼，得了他家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那贪婪的模样仿佛在嘲笑李林甫的落魄。李林甫近亲及党羽坐贬者五十余人。杨国忠为了报复，还如一位残忍的暴君，派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抉嘴取出含珠，改用小棺材，按庶人的待遇草草下葬了事，那无情的举动仿佛在践踏李林甫最后的尊严。而右相杨国忠和左相陈希烈，却因为陷害李林甫有功，被玄宗赐爵魏国公和许国公，那荣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无尽的黑暗与罪恶。
李林甫城府深密，口蜜腹剑，被其陷害的贵族官僚如繁星般不知其数。结果，在自己死后也同样被人陷害，仿若命运的轮回，因果的报应。李林甫以害人始，以害己终，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极大讽刺，那讽刺的笑声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警示着后人。
李林甫虽然最终被玄宗抛弃了，然而，玄宗这时扶植起来的杨国忠，在政治上比李林甫更为专横，更为腐朽。杨国忠这个外戚新贵，“强辩而轻躁”，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明显特征。当了宰相以后，更是如一位得意忘形的狂人，踌躇满志，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那狂妄的姿态仿佛在向整个大唐挑衅。
杨国忠不仅如一位贪婪的蜘蛛，精心编织着自己的权力之网，控制了唐廷中央，对地方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如派亲信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的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窝，又任曾经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这样，杨国忠就在朝廷中枢，到京畿要地，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形成了一个如铁桶般进退可据的势力网，那严密的网络仿佛要将整个大唐都笼罩其中。
李林甫任相时的许多弊政，杨国忠皆承之不弃。按制度，宰相都以有功德声望者担任，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皆简易行之。自李林甫任相开始，每次出入都车骑满街，高级文武大员如节将、侍郎向宰相“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属吏。”按旧例，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要自早朝至午后六刻（约当今下午二时二十六分）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见之士和宾客，一天的工作如忙碌的蜜蜂般很忙碌。可是，李林甫借口国家太平无事，上午巳时（当今上午十一时）即回家，一切机要重务，皆决于私第，其他大臣无法参决。杨国忠上任，也是依照这一办法，于是宰相商议政事的政事堂，被搬到了私家宅第，而宰相的私宅俨然成了小朝廷。其贻误朝政，弊端百出，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扶植自己集团的势力，杨国忠首先如一位精明的商人，在选官制度方面大做文章。他上台才一月，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铨选。他提出：“文部（即吏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一班因为各种原因久久滞淹不能升级的人，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铨选上了，故“翕然称之”。按惯例，兵部、吏部尚书知政事（任宰相），负责决策性的军国重务，至于铨选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属吏办理。为慎重起见，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自春及夏，其事乃毕。”杨国忠为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已家里来，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即侍中）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唱注选人，读名便定一名，一日而毕。当全部结束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于是，选官六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门下不复过官（即审核），侍郎但掌试判而已”。而实际上，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自夸“一日而毕”，结果却谬误百出。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无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令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之，笑语之声，声闻于外”。一团乌烟瘴气，视国家大事如儿戏。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份的好处，因而“颇得众誉”。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
选事告终，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立于省门，吹捧杨国忠的所谓“铨综之能”。玄宗知道此事后，命鲜于仲通撰其辞，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就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攫取私利。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因学业荒陋，如一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如一只害怕老虎的绵羊，便派儿子达奚抚去探杨国忠的口气。一天，达奚抚见杨国忠正准备上马入朝，急趋至马下，杨国忠还以为自己儿子已经中选，达奚抚是来讨好的。达奚抚说：“大人（指他父亲）自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杨国忠听了顿时转喜为怒，骂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说完，策马而去。达奚抚碰了一鼻子灰，赶快写信劝父亲道：“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达奚珣无奈，只好让杨暄中第。后来，杨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而曾作过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就是这样，杨暄还不满意，埋怨自己还不如达奚询升迁得快。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也是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异己。从天宝十二载（公元 753 年）至十三载（公元 754 年），关中水旱相继，如恶魔的双爪，致成饥荒。当时的京兆尹已换成李岘，李岘平时不愿依附杨国忠，杨国忠便如一位嫁祸他人的小人，将灾害的责任归咎于李岘的失政，乘机将他逐出京师，贬为长沙太守。
杨国忠在李林甫为相时即参预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团的勾当，他担任宰相后，继续排斥太子李亨。太子李亨自从天宝五载（公元 746 年）受到严重打击后，政治上失势，身边羽翼几乎全被剪除，在朝廷中如孤舟般孤立无援。他的内心满是愤懑与无奈，犹如困于囚笼的猛禽，空有壮志却难以施展。看着杨国忠在朝堂上肆意妄为，李亨心中既有着对其行径的鄙夷，又有着深深的忧虑，暗自思忖：“此贼当道，大唐江山恐将陷入更深的危机，我却无力阻止，何时才能拨云见日，还朝堂清明？”
天宝中，有一位嵩山隐士李泌，上书论当世时务，颇有见地，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召见，令他待诏翰林，并为东宫供奉，算是在太子身边安排了一位官员。李泌字长源，祖上是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李弼是他的六世祖。父亲李承休任吴房令，移居京师长安。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特别是研究《易象》颇精，善属文，尤工于诗。他“以王佐自负”，志气不凡，颇有政治见解。曾受到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等人的器重。而李泌本人则“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不甘随波逐流，有一种孤芳自洁的脾气。所以，太子李亨对他优礼有加，视为自己的师友。
李泌也颇为太子亨的遭遇抱不平。一次，李泌赋《感遇诗》，讥讽了杨国忠等人。杨国忠知道后十分忌恨，心中怒火中烧，如被挑衅的恶狼，亲自上奏弹劾，于是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将李泌安置到蕲春郡去了。杨国忠打击李泌，目的是为了排斥太子李亨，不让他身边留下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有用之才，使太子孤立无援，不能有所作为，以保自己的权势地位如泰山般稳固，不被他人撼动。此时的李亨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李泌离去，暗叹：“奸佞当道，忠良蒙冤，我之不幸，亦大唐之不幸。”
天宝十载（公元 751 年）杨国忠在关中、中原地区好不容易凑足了七万兵力，派司马李宓为帅，第二次出动大兵进攻南诏。天宝十三载（公元 754 年）六月，李宓率大军渡过泸水后，深入冒进，中了南诏的诱兵之计，在大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杨国忠故技重演，又隐瞒败状，“以捷上闻”。这本是当时朝廷中一件大事，但是，玄宗却被蒙在鼓里，仿若被迷雾遮蔽双眼，不闻不问。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连同上次鲜于仲通的两次出兵南诏的战争，发兵总数近二十万，多数是从关中和中原地区征调的，结果“弃之死地，只轮不还”。因此，“人衔冤毒，无敢言者。”但是，时间一久，尤其是一些幸免于难的败兵逃归关中，打败仗的消息也就纷纷传开，连居于深宫的高力士也听到了。
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对高力士叹道：“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乘机将云南败报的实情奏告唐玄宗李隆基，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圣上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唐玄宗李隆基沉思许久，如从美梦中被惊醒，觉得高力士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这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年老力衰，暮气沉沉，没有再振作起来励精图治的锐气，只是搪塞一下，回答说：“卿勿言，朕徐思之。”
这年的九月，关中大饥，玄宗很不放心，担忧久雨不晴，有害秋稼，杨国忠如一个狡猾的骗子，便挑选了些长势稍好的庄稼给玄宗看，说：“雨虽多，不害稼也”。以此蒙骗玄宗。另一方面，他又压制地方官吏不准报灾，如扶风太守房琯奏报所管地区的灾情，杨国忠立即派御史去整治，结果地方官吏吓得“无敢言灾者”。可是，天气偏偏久雨不停，杨国忠本事再大，也难于一手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