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汉江平原这一重要粮食产地已被轻松拿下，此时北方的元军正忙于应对危机。这对共和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湖北的战果让共和军深刻认识到，当下是共和建立以来唯一一次能够集中力量单线作战的时机。在缺乏北线支援的情况下，南方的元军显得异常脆弱。
“我们现在南下有什么困难？”湖北战役圆满结束后，苏星云手指在地图上湖南北部与江西北部的区域划了一个圈，目光深邃。各大军事主官纷纷凑近地图，仔细研究并计算后勤路线、物资消耗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经过一番缜密讨论，他们最终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可以。
他们提出的作战方案是先攻占长沙和南昌这两个关键大城市，进而辐射并控制两省北部地区。实施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利用与长江相连的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路优势，通过这两个湖泊的水路为后勤船队提供补给，确保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整个作战计划预计将动用10万至16万兵力。当然，攻占这两座城市并非难事，作为两省最大的反动力量，打着元朝旗号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几个据点中，一旦大炮轰鸣，便能迅速将其歼灭。
然而，共和军还需面对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湖南地区强大的宗族势力。攻占湖南后，共和军将投入大量精力去组建基层力量，以稳固新占领的地区。共和上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湖南地区展开一场深入持久的人民战争。
发动人民战争并非易事，因为被地主压迫了上千年的农户往往缺乏阶级觉悟，难以认识到自身被剥削的现实。在斗争过程中，往往是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最先跳出来响应，而地主中也并非全是剥削者，也有勤劳致富之人；同样，无产者中也并非皆是善良之辈，有些人因恶习缠身而败光家业。
为此，苏星云制定了土地上限为三十亩的政策，这一政策并非单纯的暴力分田，而是旨在先将土地农场化，再逐步实现小型公社化。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懒惰且出格的人将在劳动中无所遁形，从而减少政府贷款给农民产生的私账呆账。换言之，共和并不打算为这些懒汉提供无条件的支持。
在共和解放一个地区的初期阶段，共和军在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若稍有不慎，便可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破坏。那些打着投诚共和军旗号进行抢劫的地痞流氓，正是这一时期的潜在威胁。
因此，在发动人民运动时，制定合理的运动规则至关重要。如果无法有效控制人民运动的发展方向，那么它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正因如此，共和目前并未贸然推进全面解放战争，而是致力于确保人民运动的可控性。
苏星云深知，单纯依赖无产阶级并非明智之举，他必须通过农场政策来筛选出那些真正具备劳动能力的无产阶级成员。所以，虽然剿灭湖南的元军看似容易，但要从制度和军事上彻底铲除湖南绅缙们的经济基础及其组建的民团，则需要耗费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
相较于后世新中国所涌现出的那些伟大人物，苏星云自觉在气魄上稍逊一筹。他时常思索，自己所推行的逐步统一策略是否优于快速统一的方案。
然而，在当前的共和时代，外部环境相较于原时空要好得多。在原时空里，中国被列强环伺，唯有迅速统一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抵御外来干涉。
因此，在那个时代，不惜一切代价、克服重重困难，广泛发动基层民众推翻掌控地方农业经济的地主阶级以及阻碍工业化的买办阶级，无疑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外国势力对这些腐朽集团的扶持就越有力，最终将由全体中国人民承担更为沉重的代价。
如今，全世界范围内，仅有共和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来自外部工业国家的威胁几乎不存在，这就意味着共和无需急于求成地实现快速统一。
相反，应当更加注重革命的认真与细致，避免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法国大革命虽然迅速席卷全国，但也导致了无数无辜生命的牺牲，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当前共和的经济状况也并不迫切要求快速统一。现行政策是殖民政策与土地改革并行推进。得益于大量的海外领地，共和并不急于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是致力于消除旧土地政策中最不公平的部分。
若地方地主在具备个人耕种能力的条件下，能够确保土地不被抛荒，并将土地产权合理分配给家族每一位成员，共和对此还是能够予以容忍的。
然而，也存在一些家族，虽然名义上进行了土地产权的分配，但背地里仍实行家法家规，试图利用族长的余威来操控已分得土地的成员。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淮南的一个家族，数十口人在族长的带领下，公然阻止一位曾经的族内成员与外姓人士结为公社，并持续对其进行骚扰。受害者家庭无奈之下将官司打到当地乡政府，但乡政府并未受理此案。
随后，案件移交至当地法院。共和的法律严明，不会因法不责众而放纵此类行为，最终宣判参与威逼的家族成员每人赔偿受害者家庭一百公斤粮食币。面对这样的法律判决，该家族成员不仅不服从，甚至聚众冲击法院，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
军队迅速出动，检察院提起公诉，这些人最终以扰乱执法罪被判处劳改三年并发配至吕宋。这起案件被共和报纸作为经典案例广泛宣传，使得原先那些试图携众威逼政府的势力瞬间收敛了许多。
与此同时，那些分配到土地的宗族成员，在见识到共和在这件事上的坚决态度后，逐渐在原先宗族高层面前挺直了腰板。宗族的约束力日益减弱，维系彼此关系的往往仅剩血缘关系和往昔的情分。
这一政策在外省人看来或许缺乏道德，甚至被视为官府怂恿家族内部分家产的恶劣行径。然而，当湖北及湘赣北部地区被强大的共和军和地方民兵堵在家门口时，这一政策便成为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当然，仅仅分田给族内成员远远不够，若不批斗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又怎能激发人民革命的激情？
这些昔日作威作福之人在地方上积累了深厚的民怨，若不彻底清算，实在难以服众。因此，共和在新占领区设立了若干新罪名，包括放高利贷罪、开妓院罪以及倒卖人口罪等。这样一来，作恶之人在人民眼中无处藏身。
当然，也不乏隐藏极深的伪君子，但在顺藤摸瓜的审讯过程中，这些人多数还是被揭露出来。尽管难免有漏网之鱼，但苏星云对下属工作组的要求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尽管存在遗漏，但旧有的规则已被新规则全面取代。改革的成败不在于处决了多少人，也不在于改革者自身是否遭受杀害，政策的全面施行才是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那些被错放的人在共和治下大多老老实实地度过余生。少数逃亡者在外面的战乱中无法立足，最终又返回，从外来移民的起点重新开始。至于那些试图与其他势力勾结潜伏的人？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手段尚未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
长沙和南昌在共和军的猛烈炮火中迅速陷落。在几场战役中，那些抵抗意志最为顽强的城市，往往在经历炮火的洗礼后，便选择了投降。因为那些想要抵抗的守城官员，通常会在第一时间站在城头指挥，结果往往被爆破弹打死打伤。
随后，城头上原本彷徨的士兵们发现心理依赖的屏障消失，随着共合军的夜间攻势，防线迅速崩溃。长沙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他城市，包括南昌在内，往往在炮声响起时，要么城门大开投降，要么城头上挂起了歪歪扭扭的镰刀铁锤旗帜表示起义；
更有甚者，当共和军的先锋骑兵抵达城门时，城门已然敞开。这让共和军上下不禁感慨，几十年的安逸生活竟使得这些曾经在马背上驰骋的狼性民族，体型变得如同猪一般臃肿，胆量也缩水成了老鼠般的大小。
让元朝放心的蒙古守城军，在战斗中却展现出了如同猪一般的无能。此刻，苏星云意料之中的民团登场了。湖南的绅绅们被北方同行的悲惨遭遇所震慑，这些同行们要么丧失了富贵，要么遭受了底层民众的肆意践踏。当然，有一点让他们略感宽慰：无论地主们遭受何种批斗，他们的家族女眷和孩子都得到了妥善的对待。
湘南地区的民团势力首领们聚集一堂商议对策。一位身着深色青衫的人率先发言：“各位，共和军自北而来，强行推行他们的理念，断绝我们儒家的根基。因此，在此我提议推举一位盟主。”
众人围绕盟主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几股最为强大的势力互不相让。经过一番争执，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松散联盟，各部保留一定的自主权，甚至盟主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违背。最终，这个松散联盟推举了一位姓解的民团首领作为盟主。
随后，众人又开始讨论旗帜的问题。一派主张打着讨贼军的旗号，声称帮助元朝讨伐贼寇；而另一派则认为元朝气数已尽，况且无法获得元朝的实质性援助。
最终，保元派占据了上风。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一旦他们被共和军剿灭，还可以向南逃往元朝的控制区域。接下来是如何定义共和军的问题，一方将其视为贼寇邪道，主张在檄文中将共和描绘得极为邪恶；然而更多的人出于对共和报复的恐惧，认为将其定义为道统之争更为妥当。
双方各自为自己的道义而战，即便将来失败了，也能以此为由保全性命。这些人大多是乡间颇有声望的乡绅，他们既想彻底得罪共和，又希望共和能够恪守不破坏、不追究家眷的底线。于是，这样一个充满妥协与矛盾的联盟应运而生。
这个联盟首先声明自己站在元朝一方，但同时也承认共和正与元朝展开一场夺鼎之战。在他们看来，自己这一方与共和之间是一场道统之争，其中并不掺杂个人恩怨。
对于南边悄然出现的小联盟，共和暂时无暇顾及。当前，共和正忙于对新占领地区的建设工作。经过此次战争，共和的大陆领土大幅扩张，达到了后世的四倍之多，甚至超越了法国的面积。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些新增领土大多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共和的本土控制区及其人口也已达到一千两百万。然而，基层人员的匮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共和正在加速培训当地的基层工作者。
然而，南边的小联盟见共和久未动作，逐渐变得嚣张起来。他们出兵劫掠了共和的一个农庄，残忍地杀害了二十名基层工作者，其中包括两名女性，她们还遭到了虐杀。
尽管这个农庄位于共和控制区的最外围，但这一事件仍让苏星云深感自责。这是共和扩张过程中首次出现的安全问题，也暴露了因摊子铺得过大而带来的隐患。
报复是必然的。在农庄被突袭后的第三天，湘北的一万五千名共和军迅速集结，在湘南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短短十天内，上百个地主庄园被攻破，共和随即组建起一支十万人的农民军队。这些军队仅配备长枪，在当地进行紧急训练并迅速占领地方。
所有被攻破的地主大院中的男丁都被集中关押并进行劳改，而并未经过细致的鉴别和审判。当然，其中罪恶昭彰者暂时得以存活，但稳定之后仍会受到审判。至于那些被攻破的地主的土地，则一律被没收，他们再无机会将这些土地分给亲戚。
然而，在组织农民军队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大量强奸、抢劫等恶性事件。直到一连杀死四百人后，这支新加入的农民军才真正明白了军纪的严明。
这次向南的扩张虽然问题重重，但收获也颇为可观。如今，整个湖南四分之三的土地已落入共和之手。当初突袭共和农庄的那群罪犯，在南部联盟的一场酒宴后被灌醉，随后被绑送至共和军面前。他们自知难逃一死，于是骂骂咧咧地坦白了罪行，并要求共和赐予他们一个痛快的死法。
同时，他们还扬言化作鬼魂也不会放过湘南绅缙联盟的那些人。既然挑衅者已被消灭，共和也决定暂时停止继续南进的步伐。因为此次急于扩张所暴露出的问题实在太多，造成的破坏也极为严重。
尽管共和军竭尽全力进行控制，但一万五千人的力量终究难以覆盖整个占领区。共和军对于占领区一度出现的部分失控局面心有余悸。
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是，一个当地流氓集团竟混入了民军组织。这个流氓头子仗着手中的枪械，率领五百人对一个村庄实施了打劫，并与另一支保护村庄的民兵发生了激烈的混战。
后来，共和的一个团正规军及时赶到，将双方分开。在了解情况后，他们准备对这支害虫般的民兵队实施军法处置。然而，这支民兵队却开始四处流窜，甚至打着共和军的旗号骗开了三个村庄的防御，继续实施恶性行为。最终，他们妄图逃入山中自立为王，但被一个骑兵团截获并彻底消灭。
这一系列事件让共和深刻认识到，若继续盲目扩张，一旦失去对地方的控制且缺失绅绅阶层的管理，共和军将与流寇无异。因此，共和决定先稳定住新占领区，然后逐步推行改革并进行公审，将民众对共和的监督权重新交还给他们。
此次扩张完成后，共和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休养生息阶段，而共和军也随之转入防御态势。如今的共和可谓是“吃撑了”，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系列的变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