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云一时激动向陶宗仪提出的道统论，并未如小说主角般引发臣服。他只是抛出了一个新的思潮，让陶宗仪一时间难以消化。当陶宗仪回过神来，想要与苏星云就此展开辩论时，却被接待员告知苏星云无暇理会，无奈之下，陶宗仪只得返回浙地。由此，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拉开帷幕。
然而，浙江的造纸行业终究不敌共和，因此在辩论中，浙江并非在观点上败北，而是输在了共和强大的传媒物质基础上。共和利用铺天盖地的纸张宣传，淹没了浙江依靠少量书信及少数鸿儒间的交流所进行的思想传播。
可以说，在共和境内，简体字白话文宣传下的百家争鸣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潮流，将原本只在儒生中传播的儒家独尊思想挤到了非主流的边缘。随着报纸的广泛传播，这种趋势甚至逐渐向共和领地之外蔓延。
共和在思想传播的战争中暂时占据上风。但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共和作为一个不独尊儒术的新型政权，崛起时间尚短，还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人们对这种新生的非儒家治国方式尚未完全信服。
然而，只要共和持续前行并取得胜利，这种思想终将得到广泛认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科学定理，没有任何思想能被确定为绝对真理，唯有实践才能检验某种思想在特定时期的正确性。
共和的实践，正是苏星云所提出的思想在江南士林中引发巨大反响的原因。共和的强盛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无论江南士林中有多少人厌恶苏星云的治国理念，他们对苏星云学说的研究却都异常谨慎。共和这个新生且前所未有的强盛势力的出现，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在这个位面上，旧知识阶层的思想已经在苏星云这个“蝴蝶”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无论是江南的私塾还是蒙古贵族的书堂，简体字的化学物理知识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案头。
显微镜这种能够观察到微生物的工具随着商人的脚步传播开来，让“细菌”这个概念为更多人所知。蒙古贵族和江南宗族开始强制推行不喝生水的习惯，以此作为减少下一代夭折率的策略。接生婆在接生时进行双手消毒也成为了一种必须遵守的程序。
北方的李氏贵族酿酒师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后来这一技术传到了共和。苏星云得知后，未经宣布便将其应用于共和的发酵行业。直到共和统一南北之后，一起控告共和政府的专利案件爆发。由于李氏未在共和申请专利，最终败诉，但确认了他的首创地位，国家因此补发了一个安慰奖，并将这一消毒后加菌种的方法命名为李氏消毒法。
如果现在共和失败，在未来50年内，中国大地上仍会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因为现代科技的窗口已经被苏星云打开。目前，苏星云与江南之间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管理模式。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江南文人倡导的是依靠旧地主阶级的财富积累和管理地位来引领这场变革。
而苏星云和共和所代表的人群则坚定地遵循两条主线：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直接制定政策和目标管理劳动者；二是自下而上的劳动者监督政府管理机构的执行情况和管理人员的行为。这是一种上下权力双向交互的模式。
两种模式相较于当下的中国都是先进的，双方都拥有引领中国步入工业社会的动力。唯一的区别在于变革的速度、激烈程度以及彻底性。然而，苏星云来到这个世界后，并未过多涉猎文言文，加之他自卑内向的性格，使得他认为自己在文人眼中显得粗鲁。因此，他并未尝试与社会原有的经济文化主流建立联系，而是选择了类似tg的科学农民起义路线。
尽管江南地主阶层在口头上贬低苏星云，但如果苏星云愿意“浪子回头”，在他们眼中，他立刻就能成为一代明君。遗憾的是，当苏星云得知自己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对建立皇朝、传承后代的模式并不感兴趣。江南文人的种种示好，对他而言如同对牛弹琴。
江南的儒家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虽然江南的汉族大宗族地主阶级都是儒教信徒，但并不意味着研读几本孔子语录就能带来财富。一些因生计所迫的文人来到共和寻找工作。家道中落的张运，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但因家庭衰败而卖掉祖宅，将母亲接到共和，并在此找了一份工作。起初，张运因为要从基层做起而感到沮丧，但在母亲孙氏的鼓励下，他开始踏实工作。
孙氏告诉他：“共和这几年的发展如此迅速，绝不会埋没人才。只要你认真努力，自然会展现你的才能。你若一味抱怨，不去做好你看不上的小事，只会让人认为你是个庸才。”
在母亲的教诲下，张运静下心来，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不得不说，从小被当作精品培养的人，只要态度端正，往往比速成的人才更有优势。张运的谨慎、细致以及一系列良好的工作习惯，都是他十几年家庭教育的成果。细节决定成败，而张运在细节上的出色表现实在是太多了。
张运很快就脱颖而出，摆脱了原先与他一同工作的群体。他晋升为运输节点的总负责人。然而，一个重要的选择即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自从杭州会战后，尽管双方都严守不滥杀民众的底线，但战事仍旧导致了大量流民的出现。这些江南水乡的流民是优质的南洋移民资源。
海外领地的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其中大部分是华北人。这些北方人在海外领地已经感到不适，若再往南洋迁移，移民部的医疗系统将难以承受。现在，南边终于出现了大量流离失所的人群，这为水乡居民南迁提供了契机，至少不必让原本种植小麦的人去尝试种植水稻。
张运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表现，新开辟的南方领地急需一位执政官，而作为浙江人的张运正好具备这个机会。于是，张运在自己的事业发展与孝顺父母的传统观念之间犹豫不决。
然而，母爱如山，孙氏深知儿子的纠结。她坚决支持儿子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对张运说：“儿啊，自从你父亲那一辈起，张家就逐渐衰败了。现在，你有机会开疆拓土，立下千古功勋，这是光耀门楣的大好时机。娘绝不会成为你的阻碍，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别让娘失望。”虽然口中满是鼓励，孙氏还是连夜细心地为儿子准备远行的衣物，慈母之情溢于言表。
1349年11月，一支庞大的船队从如皋领地出发，穿越海外领地海峡，最终抵达吕宋岛北部。这支队伍由五千名配备轻武器的共和军和三万名移民组成，他们肩负着共和的使命，踏上了这片新土地。军事主官赵刚和唐河，以及民政主官张运，对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是它的肥沃，实在是肥沃至极。然而，作为外来者，他们也难免遭受到森林中小黑人（指原住民）的侵扰。
但随着更深入的探索，苏星云意识到，这次远征派来的五千名士兵似乎有些多余。这些在潮湿森林中灵活穿梭的生物，在移民眼中更像是介于猴子和人类之间的奇特生物。他们的战斗力之弱，以至于连共和军的排枪射击都不必动用，普通移民手持铁锹排成队列就能轻易将他们驱散。
共合军最大规模的一次“作战”，也不过是一百名士兵用排枪对四百名敌对的土着进行了一次齐射，之后便恢复了宁静，再没有大规模的土着敢于在移民地附近徘徊。苏星云之所以派遣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是被后世南洋惨案所警示。
因此，他确保万一，让一个师的陆军南下，这份力量即便在苏星云不在的几百年后，也比荷兰人在印尼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毕竟，荷兰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在印尼群岛装备了后膛击发枪，在那之前，几百名装备滑膛枪的士兵就能占领如此广袤的土地，这让苏星云时常感到无语。
然而，这次的军事部署实在是过于谨慎了。在远征之前，苏星云就向军队强调了热带地区非战斗减员的重要性，而实际的战斗减员却远低于他的预期。原本以为苏星云的话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他的描述还是显得过于保守了。
张运在组织烧林开荒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卫生问题。在这些正事之余，他开始研究土着的生活方式。他的研究结果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些土着饿了就爬树摘果子，吃饱了就睡觉，有的甚至没有房子，因为这里的天气根本冻不死人。这种生活方式对于那些血液里流淌着种田节俭勤劳基因的江浙移民来说，实在是难以置信。
张运在苏星云的文明论中找到了答案：“文明的诞生最佳之地莫过于四季分明、降水适宜之处。若某地气候恶劣，则难以支撑庞大人口，无人口则文明无从谈起。
然而，若某地过于肥沃，当地民众便缺乏储粮建房、勤劳进取的动力，如此人口易堕落，亦难以孕育文明。”苏星云的这一观点曾在江南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江浙之地最为肥沃，而这里恰好文人荟萃。因此，当苏星云发表此言论时，江浙人将其视为针对自己的地域偏见。
抵达吕宋后，张运才深刻体会到苏星云所言非虚，尤其是针对当地奇特的土着居民。凝望着眼前这片沃野千里的大地，张运胸中涌动着豪迈之情。他立志要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比江南更加丰饶的美景。两千年前，李冰建造都江堰，缔造了天府之国；今日，张运决心打造稻米之岛。
至于那些土着，张运已经将他们抛诸脑后。为了自己的声誉，他决定对土着进行教化，若不成，则考虑从江南引入移民。毕竟，在江南，为了几亩薄田而勤俭持家、代代相传的家庭比比皆是。这个从小受儒家仁政熏陶的子弟，脑海中竟浮现出“劣等人口”这一法西斯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