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周主要发生的事件有这些。一是在学校的体育馆进行了毕业仪式。当时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毕业仪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就是全校所有要滚蛋的（除了考上研究生的校之骄子）人坐在除了给院队加油四年中没来过几次的体育馆的地板上听从没近距离接触过的校长以及远远不能代表毕业生全体的毕业生代表发表热情洋溢又不知所云的讲话吗？二是以寝室为单位吃散伙饭。三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廊里传来阵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四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所有人排队邮寄行李。
第一个走的哥们车次非常早，没让人送，自己背上一个大包说了句“兄弟们，后会有期”就离开了一片狼藉的寝室。有一个同学因为手续没办完把所有人都送走了之后走的，我不知道他走时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
我去了m市的一个工厂，被指派为助理司库。面对长长的货架，我心中暗问：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当然不是，人生的道路长着呢。
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赶上了考研热。我觉得这是回到学校的好机会。不过，我没有报考机械专业，我报考的是宗教学专业。做这个决定我居然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我想我是把考研作为纠正学习机械专业这个人生错误的机会了。
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自学，我如愿考入了与h市毗邻的S市的L大学的宗教学系教会史专业。
当我去m市户籍部门办理调转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我被录取的专业时意味深长地念叨了一遍。在此后的无数次关于我跨专业考研的交谈中，人们都对这个巨大的跨度感到吃惊。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我去L大学宗教学系报道的时候正赶上扩建研究生工作室，由原来狭窄的小教室换成了标准教师。后来我知道，我考研的那年正赶上了系里研究生扩招，由原来的3个名额扩大为4个名额。报考的一共6个人，其中一个人没有参加考试，另外5人通过了专业课考试，我的成绩排在最后，但这5人中有一人英语没有过线。
奇怪的是，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并不觉得自己是靠了运气才考上的。相反，我觉得我考入L大学的宗教学系教会史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不论是在考入之后还是考入之前我都有这种感觉。
在L大学的学业也是颇为艰难的。然而，我却像鱼儿回到了大海。
毕业后我留在L大学宗教系任教，同时攻读该校的博士学位。一旦参加了工作，时间就像上了快轨飞速地轮转着，一个转眼就是一个学期，两个转眼就是一年。再没有像四年大学那样被拉长的时间。
但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回到了校园，虽然不像h大学那样启迪了我心灵的风景，但L大学本也有茂密的树林、破旧的楼梯和漆着红漆的斑驳的廊柱——虽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就连那几栋树枝掩映下的铁皮屋顶的红房子也被拆掉了，曾经有几个美术系的女生坐在对面的地上为它们写生，但在那不久之后就被拆掉了——也许她们当时知道了拆迁的消息。我记得在那附近有一大片地下自习室，晚自习的时候同学们备战高考一般鸦雀无声的场面颇为壮观。后来这片自习室好像凭空消失了，在我的脑海里连它们的定位都没有了。
总之，经过几任校长的不懈努力，经过年复一年的改造，L大学完全不是我刚来时的模样了。宗教系的办公区也从在我的印象中光线颇有些晦暗的旧楼搬进了新建的空旷的文科楼。
我在L大学宗教系任教的生涯没什么可说的。只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操场上跑步，一个学生从后面追了上来，问我：“老师，你说有上帝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事儿你得去问Z老师啊。”这个回答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笑出声——Z君是一个神神叨叨的老师。其实呢，我的意思是说，作为宗教学老师经常会被问到信仰问题，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每次都得想办法避开。
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我以为会在我心里留下可怕的阴影。但事实上不然。
在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做了很多次关于大学生活的噩梦。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坐在考场上，然而时间考试的时间根本不对，根本不是应该考试的学期末，而是刚刚结课还没有突击复习的时候。就是说学校没有按照常规那样在结课一个月后才考试，根本没有给复习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点我对课程是一无所知的。还有一次更加离谱，学校决定在毕业前对所学过的所有科目重新考试，不通过就不给毕业证。当卷子发下来的时候，看着上面一尺多长的公式，我被一个大大的问号砸中了脑袋——这东西我真的学过吗？！
但我从来没有在梦中回到过那个地下室。
然而，那件事是真实发生的，并非我在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中的神志不清的臆想。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会反复思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把什么东西放了出来。
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游乐场，玩的很开心。然而，当经过游乐场的一个角落时，我瞥见了一面色彩鲜艳的假墙上的一道锁着的门。我的心里顿时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表现得很平静。游乐场中的一扇门而已，那后面或许是个仓库，一个道具间，一个不让被游客进入的空间而已，绝不会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相信在我身上不会再发生任何诡异的事情。
毕业后的第二个十年，日子基本上是在辅导孩子学习的鸡飞狗跳中度过的。终于，孩子去了私立的寄宿高中。与此同时，L大学的宗教系因为生源问题宣告解散，宗教系全员转到了历史学院。
猛然间，我意识到，我大学毕业已经快30年了。
谢天谢地，这30年总算安安稳稳地过来了。
可是，我这么想是什么意思呢？
大学同学会已经办过两次了。我也两次回到了h市，回到了d大学。但我并没有打探Y老师的下落。万一他还在这里怎么办？难道我要去见他吗？把当年的事情问个究竟？
我曾在饭桌上看似漫不经心地提到Y老师。大部分人都有印象，但所知的还是当年的那点信息。就连保送研究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的x君也不知道他更多的消息，似乎他这些年从没见到过Y老师。如果我让x君调查一下应该可以查他的下落，但那样是不是太大费周章了？
关于Y老师大家没有什么兴趣，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个话题。
那是大学毕业十周年会时的事了，距离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这二十来年中，我再没有尝试过打听Y老师的消息。然而，就在最近我接到了一位女士的电话。
“你好！你是Fxx吗？”
“是啊。”
“那你是不是d大学xxxx年机械学院的毕业生？”
“是。”我心想，是不是我的毕业信息又出问题了？
“那你记不记得Yxx老师？”
“Yxx？我不记得了。”
对方陷入了沉默。
“您是哪位？”我问道。
“我是Yxx的女儿。”对方用十分迟疑的语气说道，“我父亲昨天去世了……他临终前说希望你能来参加他的葬礼，他说你是他一个特别的学生……我是通过d大学的校友会查到您的电话的……不知道您能不能来……”
我只能用这样一个蹩脚的比喻来形容我听到这番话时的感受：我感觉突然有一座冰山压在我的后背上。我的心脏砰砰地跳，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的葬礼明天早上7点在G市办。您能过来吗？”
我被拉回到现实世界。“能”，我很困难地从喉咙里发出了这个声音。
我不知道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站了多久，也不知道最后找了个什么地方坐了下来。
当晚，我乘坐高铁来到G市。Y女士的老公到车站接的我们——乘坐同一辆车来的还有d大学老干部处的E处长。
从车站到住处非常远，Y女士的老公足足开了2个小时。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这一晚我没怎么睡，Y老师的音容既模糊又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Y老师的告别仪式就在停尸间的门外举行。参加仪式的有二十几个人。“主持人”把大家召集在路边，拿着一张A4纸简短地叙述了Y老师的生平。Y老师一生中获得的唯一一次重要的奖励是因为在60年代的一次抗洪抢险中有突出表现。
仪式结束后，E处长因为要赶回去开会，准备搭乘最近一趟高铁返回h市。我也回到了住处，虽然我很想问问Y女士几个问题，但现在不是时候。
Y女士一家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丧宴后，Y女士把我接到了家中。
Y女士的家是坐落于G市郊区的一栋双层别墅。家里布置的很讲究。Y老师的遗像摆放在客厅中显眼的位置。照片中的老人和我印象中Y老师没有任何能联系在一起的特征。
办完了父亲的葬礼，Y女士的心情好了许多。她和我讲了Y老师从生病到去世的过程，讲到她的工作，讲到她刚来G市时的情况，讲到Y老师如何帮她度过难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