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恶行之首，滥杀忠良，如钱士升案、落水案，皆昏聩至极，忠臣陨落过万，震惊四海。
其二，重启东厂、锦衣卫，如狼似虎，残害忠良，恶名昭彰，君视臣如寇仇，此举无异于与天下为敌。
其三，摧毁东林书院，儒学蒙尘，斯文扫地。
其四，构陷士族，掠夺钱粮，莫须有罪，令天下敢怒而不敢言。
其五，穷兵黩武，不顾国力，大肆征兵，减免北方税赋，国库空虚，粮仓告急。其六，苛征商税，与民争利，民不聊生。
其七，擅废军户制，违逆祖训，万千将士流离失所，民怨四起，如沸如羹。
其八，妄动清田，士族百年基业毁于一旦，物价飙升，百姓苦不堪言，饿殍遍野。
十月二十日晨，曲阜衍圣公孔胤植之讨伐檄文，在崇祯御笔之下，传遍朝堂内外。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愁云惨雾，各地藩王纷纷响应，鲁、福、周、秦、蜀等亲王领衔，二十有余，郡王更是数以百计，反旗高擎，声势浩大，前所未有。
朝堂之上，新征之兵，除秦兵外，天雄、白杆久未战阵，而藩王蓄谋已久，铁骑滚滚，势不可挡。
朝臣心忧如焚，议论纷纷，朝廷能否平息此乱，未卜先知。
谁将在这场风暴中脱颖而出？
若朝廷倾覆，众臣又将何去何从？
新君能否容人？陛下将如何应对？
疑云密布，皇极殿内，人心惶惶。
“诸卿以为，此八大恶行，当如何处置？”
崇祯一语既出，满朝寂静。他坐于龙椅之上，眼神深邃，似笑非笑，审视着群臣。
崇祯心中暗赞孔胤植之才，以八大罪状比之野猪皮之七大恨，更胜一筹。
然内阁首辅温体仁挺身而出，慷慨陈词：“陛下，此乃反贼之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北旱南疫，朝廷免赋救民，藩王不思报效，反行叛乱，当严惩不贷！”
言毕，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户部尚书陈奇瑜、工部尚书毕懋康等纷纷附议，力挺温体仁。
文渊阁大学士范景文则言辞谨慎，既指新政之弊，又斥藩王之逆，展现其中庸之道，深得崇祯赏识。
群臣见状，纷纷请旨出兵平叛。
崇祯含笑而听，心中却已布下天罗地网。他深知此乱乃其精心布局之果，旨在铲除异己，巩固皇权。
“爱卿们所言极是，但孔胤植亦是祸首，何以不闻讨伐之声？”
崇祯话锋一转，语带机锋。群臣愕然，心中疑云更重。
崇祯心中暗喜，此番动乱，正是他铲除异己、巩固皇权的天赐良机。
他早已布下棋子，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一举荡平叛乱，重振大明江山。
“此……”
朝堂之上，群臣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温体仁亦缄默不语，避其锋芒。
儒学，士人之魂；衍圣公，儒林之基。千秋万代，衍圣公屹立儒坛之巅，其若倾颓，儒学何以为继？
此其一也。
再者，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訾议衍圣？
恐儒学式微之日，即此人遗臭万年之时。
温、陈诸公，虽不慕虚荣，却珍爱羽毛，名利场中，难觅超脱之辈，圣人境界，遥不可及。
崇祯帝目视群臣，冷笑问道：
“衍圣公食君之禄，享世之荣，非但不思报效，反率众谋反，其罪滔天，堪比藩王，何人赞同？何人反对？”
朝臣畏缩，无人应答。崇祯心中暗笑：“尔等皆惧为天下士子所不容乎？好，此恶名，朕独担之！”
在崇祯眼中，衍圣公较藩王尤甚，藩王不过大明蠹虫，而衍圣公则是千年蛀虫，历朝吸血，未尝稍歇。
无论江山易主，战火连天，孔府安然无恙，尽享荣华。
新君登基，必先献媚孔门，金银田地，爵位加身。
据密报，孔府规模仅次于紫禁城，族人数万，良田万顷，曲阜几成孔家天下。
此等景象，崇祯岂能容忍？
崇祯笑靥如花，静待群臣反应，心知无人敢逆其意。
温体仁终是按捺不住，应声而出：
“谨遵陛下圣谕。”
其余官员，见风使舵，纷纷附和。崇祯心中明镜，洞悉群臣心思。
此时，吏部尚书李邦华挺身而出，建言平叛：
“陛下，藩王作乱，民心惶惶，当速发兵平之。”
李邦华孤高清傲，独来独往，然其威望犹在，一语既出，响应者众。
然内阁诸公，尤其是温体仁，深知崇祯意图，故沉默以对。
崇祯轻描淡写，言及边患：
“藩王之乱，自当平息，然建虏侵扰，边军难调。京营新军，尚需磨砺，朕意暂缓。”
实则，崇祯运筹帷幄，东厂、锦衣卫、外务府情报网罗，民心向背，了然于胸。
其纵容藩王之乱，实为安抚百姓，免遭战火涂炭。
新政频出，皆为民计，民心所向，基业稳固。
崇祯深谋远虑，意在彰显皇恩浩荡，令百姓明辨忠奸，知谁为真心庇护之主。
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以定乾坤。
崇祯帝深谋远虑，边军调度慎之又慎，恐降虏趁虚而入，故按兵不动，稳守京畿。
陕西秦王之乱，委以孙传庭平之，原拟亲征，终觉不妥而罢。
藩王四起，如星罗棋布，崇祯非救火之卒，逐一击破非策，乃决意坐镇中枢，以静制动，静待其变，先发制人。
然群臣惶恐，忆京城数度被围之史，人心惶惶。
兵部右侍郎熊文灿，谙熟军情，力陈边军雄厚，可抽精锐五万，以解内忧外患之急。
群臣附和，唯温体仁、陈奇瑜等阁老沉稳如初，洞悉圣意，知陛下胸有成竹，不轻言更张。
朝堂之上，崇祯帝言辞犀利，以瘟病、清田、商税等急务相喻，驳斥急战之请，言京城固若金汤，非轻易可破。
群臣面面相觑，皆感帝之威严与自信。实则，帝忧非城破，而在人心之不稳，恐有内奸作祟。
崇祯帝心念电转，知坚固之城，毁于内乱，遂定计查奸。
熊文灿等见帝意已决，暗自懊悔多言，转而专注于新政之事。
另边厢，福王朱常洵起兵已旬日，大军犹困河南，进展迟缓。
朱常洵心急如焚，催促左良玉加速进军。左良玉，昔日总兵，兵法娴熟，对福王之策了如指掌，表面应承，实则暗中掌控军权，扩张势力。
左良玉之智，非在勇猛，而在狡黠，以平庸之藩王为傀儡，操纵于股掌之间。
福王府侍卫首领，不过纨绔子弟，岂能与之相提并论？
左良玉之计，正是借势而起，逐步蚕食，以待时机成熟，图谋更大之业。
如此，大明内外，暗流涌动，崇祯帝与诸藩王、群臣之间，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悄然展开。
朱常洵深谙大义，毅然决然行那“舍亲立贤”之举，将前总兵左良玉扶摇直上，委以重任，且深信不疑。
“殿下，我军精锐唯骑兵三千余众，余皆步卒，步履维艰，加之辎重累累，犹如背负山岳，更需慎防四野之敌窥伺。
疾行则阵脚易乱，安营扎寨难安，故当稳扎稳打，勿使急躁。
然依末将之谋，至多至十一月中旬，京师必现我军之影。”
左良玉言辞间，虚实相间，步军迟缓固有其理，然亦不乏疾行之能，日行六十里，非不可及。
谈及兵力，虽仅万六之众，然辎重之繁，堪比大军。
民壮之众，竟有四千余，足见朱常洵此番起事，志在必得，王府珍宝，几欲倾巢而出。
此非单纯贪恋财物，实乃深谋远虑，知成则王侯败则寇，所携之物，皆为日后图谋之基。
然可笑者，朱常洵个人行囊，竟独占三十车之巨，真乃“行囊满盈，难掩雄心”之写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