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对闽辽来说，是一个非常平静，但绝对重要的一年，相当于万历十万年啊。
这一年，结束了跟俄国人的战争，全面转入修整。
东北的村屯全面铺开建设，上千万灾民继续向北，安置在黑龙江以北的广袤土地上，新开耕地1亿亩，全是肥沃的黑土地，一旦开垦出来，东北一地的农业产出，足以养活所有中国人。
新开土地全都是军屯，没办法，黑龙江以北太冷，其实包括黑龙江以南，都是相对寒冷的地区，每年只能种植一季粮食，农闲时间很长，将这种长时间农闲利用起来，更能保持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
黑龙江地区的条件决定了，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发展出发达的工业，因此为了留住人口，也需要为他们找到更稳定的工作，农业加兵役，才能保持他们全日制工作。嗯，农兵也是有军饷的，只能拿半饷，称为半兵役。
现役部队士兵的月薪已经提高到每月8两银子，农兵每年入役半年，军训期间每月4两银子，一旦爆发战争，半兵役农兵将被分批征召。
这次的兵役修整争议极大，因为东北全域军屯，总计十万屯，每屯出一队半兵，就能拉出百万大军，每屯的平均户数还是100户，意味着只有10户能吃军饷。
因为全域军屯，所以现在军屯也要交税，否则财政就撑不住。四亿亩耕地免税，刘勇强可免不起。因此半兵和半半兵，以及现役部队的高军饷，是以军户纳税为代价的。就这还不够，因为随着国土变大，现役部队已经扩充到10万，光是军饷一年就有960万两支出，100万半兵是2400万两，再加上军装、武器弹药和训练费用，每年军饷总支出4500多万两。这还只是陆军，海军军饷虽少，但装备昂贵，每年海军也得花1000万两，是李鸿章北洋水师的五倍。没有英国人打钱，闽辽几乎大半财政要养兵。还好打造了一套合理的财政体系，每年财政收入可以达到8000万两，其中关税2000万，比大清的3000万两稍差。
这套制度遭到文官系统的强烈批评，都拿明朝的军户、清朝的绿营举例批评，认为时间一长这样的军户就形同虚设，变成兵油子。
施里芬却坚持认为这能长久保持战斗力，这跟满清的八旗和绿营还是有区别的，八旗绿营是因为世袭制，以及长时间没有战争导致的军纪涣散，武风丧失。大规模征兵制度，在欧洲几百年依然保持生命力。
军队是支持的，而且能举例驳斥，现在军队也有文化了，不少军官留学归来，文化水平很高。他们以军事论文的形式，分析明清军户、营兵制度的没落，其实主要是经济问题。军户生活水平变低，无法维持健康的身体，精神意志也就萎靡不振，武风自然无法维持。比如唐朝的府兵制，靠府兵制唐朝前期可以争霸西域，可中后期随着关中地区土地紧张，每个军户分到的土地已经不足以支撑每家养一匹马并给士兵配上铠甲、陌刀，乃至出现大量士兵穿着纸甲骑驴充数的情况。明朝军户也一样，朱元璋给军户的土地还比不上唐朝府兵，但前期依然能靠军户多次征讨蒙古。
文武辩论的唯一原因还是权力问题，以前东北只有600万人，就算都是军户也无所谓，现在3000万人了，让军队渗透到这么多人，文官本能的没有安全感。
刘勇强支持军队，大争之世，适合的是先军政治这一套。他当然知道这严重影响东北经济建设，以东北的优良条件，至今也只发展出了大连造船厂、施耐德公司和毛色公司这些大型工业企业，中小企业无法涌现，原因就是因为人都在军屯里，在军屯里能生活的很好就没人愿意进城打工，工业缺乏自由劳动力，当然就发展不起来。
这让东北经济有些别扭，一方面是先进的大工业制造，一方面是遍地农业军屯的现实，经济活力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众多的福建。
这次调整，多少也兼顾了经济，所以每100人中，才只有10万半兵，没有像以前那样全屯皆兵。没有入兵役的人是可以自由活动的，种地，做小买卖，进城打工都不影响。
最终在争论中，这套制度还是执行了下去。
处理完这些的施里芬已经信心满满，等下次如果在没有灾害影响的情况下，动员所有军队，可以直接攻取俄国的西伯利亚。
可惜他没有机会了，因为他被召回国，不但是他，军中所有德国顾问全都被召回过。
俄国将这次远东的失败，归咎于闽辽军队是德国人指挥，他们觉得输给德国人不丢人，输给中国人接受不了。大清是彻底砸了中国这块金字招牌。
俄国人不服气，战后就开始给德国施压。现在不是跟英国开战的时候，沙皇的腰杆子再次挺直，而且比以前更直，整个俄国人的士气都提振了起来，因为几百年的目标被实现，他们冲过了黑海海峡的扼制。虽然并没有能把海峡控制在手里，但通过控制保加利亚，他们拥有了在爱琴海的出海口，地中海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俄罗斯人的士气达到了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高点，彻底洗刷克里米亚战争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接受远东战败，让双头鹰旗在远东降下的结局。
在俄国施压下，德国这才召回施里芬团队。
施里芬回国，立刻受到军界、政界的重视，俾斯麦亲自跟他会谈。
是的，施里芬去闽辽是带着国家使命的，刘勇强也知道这一点，但能判断出施里芬的使命跟自己的目的并不冲突。
俾斯麦从来不是一个怀柔的政治家，就像他拉拢各国一样，从不是靠出卖利益，而是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所以俄国东方出现一个可以带给俄国威胁的强国，这就能迫使俄国不得不跟德国友好。没有威胁的话，俄国的战略位置就太优越了，可以肆无忌惮的向欧洲扩张，而德国首当其冲。所以俾斯麦当初有意通过施里芬给俄国在东方制造一点威胁，所以施里芬才一直怂恿闽辽建立百万级别的后备军，这根本就是冲着进攻，而不是单纯防御俄国的目的去的。
但俾斯麦并不想跟俄国翻脸，所以愿意满足俄国的要求，至于说召回施里芬将削弱在闽辽的影响力，肯定会有一点，但他还没有天真的以为，放施里芬在闽辽，就真的能指挥闽辽的军队，就像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司令还是一个德国人呢，谁会认为他能控制奥斯曼陆军？
德国想要提高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还得靠其他方面，比如可靠的利益关系。只是双方目前还没有紧密的利益，也就无法建立稳定的关系。或许有一天，双方都会需要对方，比如对抗俄国。
只是现在俾斯麦在欧洲构建的外交体系对德国非常有利，跟沙皇的友好，能彻底孤立法国，德国现在需要俄国多于俄国需要德国，如果要拉拢闽辽的话，代价太大，因为对方同样是这样的优势地位，德国需要他们多于他们需要德国。俾斯麦承认，闽辽很有价值，但不是现在。现在就算能拉拢到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是德国能承担的。
只能说，施里芬是俾斯麦外交中随手下的一步闲棋罢了，什么时候会起作用，或者起不起作用，暂时都看不到。
施里芬临走之前，完成了最后一次兵役改革。
剩下的事情就跟他没有关系了，因为其他变革主要是在文官系统中。两广完成粤人治粤化，两广官员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来自福建。战争期间就造成既定事实，战后英国认可了这种变化，法国也只能默认。
此后跟闽辽的外交关系扩大到两广，两广的税收、贸易条约跟闽辽看齐。
吞下两广之后，控制下的人口数量再次翻倍，以前闽辽加起来人口2000万，灾荒过后东北新增2400万，两广本身就有3000万，总人口八千万。所以当皇帝的时机成熟了，刘勇强当不当无所谓，可推动他称帝的力量非常强大。
让他深受刺激的是几个福建的老古董，他们的态度代表社会上最保守的那群人，所以他们反对放脚，当然也都留着辫子。
今年大胜俄国，气吞两广之后，福建又来了一批以官绅、名望为代表的老头来劝进。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刘勇强每次都是热情迎进门，礼貌送出去。当不当皇帝，对他来说不重要。皇帝能干的事他能干，皇帝不能干的事，他也能干。那无非就是一个头衔，他一个现代人恰恰不是很看中虚名。
以前不当皇帝，是没看出这种事中的利益，因为推倒满清的牌坊，没有任何好处，是逼满清跟他死磕。如今已经不怕满清死磕了，只是称帝似乎也没什么必要。
直到今年几个老家伙极为热情的劝进，让他意识到皇帝这个破头衔似乎有用，有大用。这群老家伙因为放脚问题，这些年都不来参加什么劝进会，可今年来了不少。刘勇强依然礼貌接待，委婉拒绝。他们倚老卖老坚决要刘勇强给个说法，到底什么时候称帝，似乎他们相信刘勇强肯定会称帝一样。
这让刘勇强有点不高兴，他对这些老古董说，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皇帝的，很多国家人家是总统，不需要皇帝也行，比如法国，美国。
这些人就劝不要事事都学洋人，那就成了以夷变夏了。反而变本加厉劝进，并且传出去刘勇强有效仿西夷不肯称帝的说法后，劝进的人更多了。各路支持帝制的保守势力，哪怕因为小脚问题对刘勇强非常抵触，有些名门望族为此不许家族子弟当官，安心在家读书，也不上官府办的学校，自己在家里读旧书。而且还有一股子特别的自豪感，在跟其他那些学校里的学生接触的时候，一定会强调一句“我是读孔子的”。
这样的人都出来劝进了，态度相当坚决，中国人怎么能没有皇帝？
天天来，搞得刘勇强没法办公，不让他们进门，就跪在门外不走。一群老头跪死就要出问题了。
刘勇强也上了头，老子还就不当这个皇帝，就看看这中国还是不是中国。于是跟他们辩论起来，告诉他们世代是变的，中国几千年来有皇帝，将来不一定要有皇帝。他们说民心难违，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刘勇强看着他们头上的鞭子讽刺说，几千年来也没辫子，说有也就有了，现在反过来没人愿意蓄发了。
一个老头气不过，出门左拐买了把剪刀，回来当着刘勇强的面就把辫子铰了。
当他掏出剪刀的时候，侍卫吓了一跳，以为他要行刺呢，枪都掏出来了。
刘勇强被震撼到了，看着一个眼睛血红的老头，剪下花白的发辫丢在地上，久久说不出话。
他这才意识到，皇帝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有多么大的号召力。可以让一个最保守的人做出最激烈的反应，似乎不是没有价值的漂亮头衔。
他当场就表示自己被他们的忠心打动，今年筹备，明年登基。这些人老泪纵横，他们来劝进的目的，很多都是觉得改朝换代的时候来了，刘勇强虽然混蛋，但马上天子，那谁还没个脾气，朱元璋不也杀功臣吗。在他们眼里，觉得刘勇强肯定是那个改朝换代的皇帝，希望他们死前，能看到朝代安稳更替。还有一个情节也是最常说的，那就是这些福建人说福建几千年来没出过一个正经皇帝，刘勇强可以成为第一个，他们希望能活着看到这盛世。
看到这个头衔的号召力之后，刘勇强立刻找来自己手下的大员们商讨，宣布自己要登基之后，这些人也很激动，王圆这种留学回来的家伙竟然也很激动，一问，原来他也认为法国和美国那样的共和制是异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君主。沈葆桢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可是读孔子的。
跟这些人一番研究之后，想到了一系列办法，其中定下了颁布国朝礼制这个方法，通过画册的形式，确定新朝的服饰，仪容，刚好就能把放脚和剪辫放在其中宣传，告诉老百姓，新朝人是不留辫子，也不缠脚的。
最后取什么国号成了问题，争论不休。而且手下大臣们立场都很坚定，沈葆桢坚持说应该用‘闽’这个字，叫闽朝。他举例说明，古代皇权更迭，都讲究传承有序。周秦汉唐，无不如此，秦代周，秦王受封于周朝，子爵出身；汉代秦，汉王兴于汉中，乃项羽所封；李渊建唐朝，因他是隋朝的唐王；赵匡胤建宋前，乃宋州节度使；朱明也不例外，承袭自大小明王。只有蒙元是个例外，自封国号。
既然如今清室衰微，天命归汉，自当归正。刘勇强起于福建，所以改用闽字为号。
可辽东系立马就不愿意了，建议用辽。辩论辩不过沈葆桢，但说闽字不好听，门中生虫不吉利，气象太小。不如用辽为号，大辽武德充沛，国祚绵长。
两帮人的国号之争，背后反映的是闽辽政权的某种权力之争，反对用闽为号的蒋远等人其实也是福建人，可是他们的根基在辽东。这还是文武之争，闽辽武备主要在辽东，兵员、军工，都以辽东为主。
地理阻隔，加上从一开始就不同的发展路径，让两块区域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最后刘勇强一拍板，也别闽朝，辽朝了，就汉朝。明显这个词最有号召力，他才不在乎什么传承有序不有序。虽然外界立刻盛传是因为刘勇强姓刘，是汉室之后，刘勇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反而很真诚的表示他家族谱早断代了，跟汉刘没半毛钱关系，没准祖上以前是匈奴呢。
那为什么要借人大清的北京登基？
国号定好后，就是筹备登基大典，此时在哪里登基，又成了一个问题。沈葆桢自然支持在福州登基，定都福州。以前这都不用争，因为东北就没几个像样的大城市，就一个奉天，人太少，大连更不行了，连个城墙都没有，乱哄哄如同集市。可现在不一样了，吞了两广，广州也是有气象的大城市。
可这件事上，辽东系还是要争，奉天这名字好，奉天授命，还是盛京，本就是京师。
争的结果就是，刘勇强决定借北京登基，理由是那里有天地坛，登基大典需要祭拜天地，去北京登基，省的自己造，浪费钱又耽误时间。
一切都商定好后，各自分头准备，礼部就给迁都西安的清廷发去了国书，说要借北京登基，还邀请清廷派人去观礼。
这可真是明着造反，华夏礼法，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能不兴兵讨伐？
一场激烈的争斗在满清朝堂爆发，清流们情绪激动的要求开战讨逆。洋务派沉默不语，国力差距太大。
慈禧很懂进退，亲自定调，华夏的天也不是没出过二主并立的时期，她最爱听的三国，还是三主呢。
此时清流给她扫盲，说除了辽宋，并无二主。宋室南迁，自去帝号，向金称臣。
这提醒了慈禧，心里开始盘算，是不是委屈一下小光绪，当个儿皇帝？
关起门来跟一群哭哭啼啼的八旗权贵商量家室，慈禧说大清朝享国两百多年，如今如果能办成宋辽的局面，在享半壁江山两百年，也不失体面。这些八旗权贵反倒洒脱，对爱新觉罗的江山没那么眷恋。甚至商量好，要派亲贵去观礼，给足对方体面。
倒是一帮子汉臣不依不饶的要开战，恼的人下不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