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人撑灯赶紧到门口一看，见走得满头大汗的东记毛，手里还拿了竹蔑，心里十分惊?。
“你有什么事吗？怎么晚上还过来？”老夫人故意大声的说话。
“我要向老先生讨教文化知识。”门口的小年轻说。
“你大字不识一个，讨教个啥？你还是回去吧，先生已经睡了。”老夫人怕惊扰客人，就一口回绝了。
“不，我是和老先生约好了的，我一定要见见他。”小年轻执拗的性格继续坚持，声音也越来越大。
正在厅子中，侧耳听声的陈先生，一听是东记毛的声音，赶紧说。
“他是我隔壁的邻居，小年轻挺有上进心的，我们让他进来吧。”边说话望向二人。
徐复和陈奇来的目的就是来发展新成员的，自然不会反对有人加入进来，特别是通过陈老师的介绍，一定是个先进分子。
“好，你请他进来，我们没什么意见。”徐复看着陈先生说。
“老太婆，让东记毛进来！”
话音刚落，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手里拿着竹编蔑子，站在厅子门口。
“是你，是你们，”难怪有客人不让我进来。
“你们认识吗？”陈先生十分好奇。
“我们认识，我们前天在茶梓圩碰上的。”小伙子抢先说。
“好好，这样既然认识就更好了，还省得是做介绍了。”陈先生乐呵呵的说。
“我本打算赶仁风圩的时候去找徐和陈两位老板的。这么巧，在这就碰上了。”小年轻连珠炮。
“小刘，我们还没有回去，在这里几天了。东西也卖的差不多了，需要回去重新拿一点。”陈奇看着他说。
“行，我大哥已经允许我找他了，我一定会去的。”小年轻机智应对。
“小刘别光顾着说话，来坐下喝杯茶，”陈先生边说话边给东记毛小伙倒了杯茶。
东记毛小伙坐在边上，喝过一口热茶后，边编织竹筐边侧耳倾听。
陈老先生拨了拨炭盆说：“春寒料峭，倒是诸位冒雨前来。听闻徐先生从沪上读书归来，不妨说说如今这实业救国，究竟有几分光景？”
徐复推了推金丝眼镜说：“陈老，去年国府颁布《工厂法》，沪上纱厂已扩至六十五家，荣氏申新纱厂纱锭破五十万枚，南洋兄弟烟草年销卷烟三十亿支。更难得的是——从皮包取出图纸，此番在江南造船厂，竟见他们仿制出德国克虏伯机床！”
陈奇捏着烟杆冷笑：“徐学士莫被租界的霓虹晃了眼！我米行三月间走赣南货，沿途见铁轨上运的哪是机器？尽是鸦片！云土、川土堂皇入沪，虹口烟馆比米铺还稠。这工业愈盛，怕不是烟枪也镀了层金漆？
东记毛小伙边搓着竹篾插话：我前日送竹筐去茶梓圩码头，见洋人的铁皮船卸下成箱“阴丹士林布”，一匹才卖七角。逼得镇上李记布坊的掌柜太惨了，喉头哽咽，前夜吊死在织机梁上了。
陈老先生长叹：“光绪年间《马关条约》准洋人设厂，三十五年过去，终是这般田地。上月读报，汉口茶砖出口量竟不足同治年三成，印度锡兰茶夺了咱们百年市场！”
徐复疾声：“列强倾销确是大患，但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棉花直供上海，去年机制面粉产量已超传统磨坊。无锡永泰丝厂用日本式煮茧机，白厂丝卖到里昂交易所。
陈奇拍案打断：徐学士可知苏浙乡间如何？蚕农被日商压价，三担鲜茧换不回一石米！舍弟在徐州办煤矿，德国钻机才运到码头，山西阎长官的税吏便来索三成干股——这叫实业？分明是敲骨吸髓！”
东记毛小伙站起举起竹灯罩，说：“就像这篾片，刮得太薄要破，留得太厚不透光。我爹种了那么多田，用了四十年竹器，如今洋铁皮灯罩卖三枚铜板，谁还买这费工时的老物件？”他甩了甩指尖血痕隐现的小手。
徐复奋然站起：“去年全国机械进口值暴涨至二亿海关两，是茶叶出口值的八倍。”
忽抬头说，“但汉阳铁厂已能炼硅钢，永利碱厂打破英国卜内门垄断，总该算星火？”
陈老先生凝视窗外夜雨，咳嗽一声：“光绪二十一年，张謇先生在此厅与我论“棉铁主义”，叹的是官办腐败；三十五年后，诸君争论的仍是洋货与土货、机器与人力。”
又咳嗽二声：“昨夜读《申报》，东三省大豆被满铁会社压价三成收购，日本人在鞍山炼的生铁，反销上海竟比汉阳货便宜。”
檐下雨声渐密，炭盆爆出几点火星，墙上自鸣钟当当敲响九下，却是伦敦进口的机芯。
春雨裹挟梨花坠入泥泞，恰似时代转型的斑斓与残酷。
几个人又重新坐下，边喝茶边探讨当下的经济，军事，文化，工业和农业等，不知不觉已聊到二更了，大家还意犹未尽。
“你们几位老师聊吧，我要回去了，”年纪尚小的东记毛终于挺不住了，率先提出来。
陈奇也困了，提议要睡觉了，所以大家就开始散开桌子。东记毛拿起编织筐，先行告辞。
陈先生引徐复和陈奇进了早已收拾好的卧室，两人简单漱了口，洗了脚就上床睡觉了。
徐复躺下后，听着一会就鼾声如雷的陈奇，交织着自己的工作的头绪，辗转反侧了许久，双眼望漆黑的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他此刻的心思已经穿越到1927年的上海。
徐复蹲在南方大学印刷社的暗室里，指尖被钢板蜡纸的毛边磨出血珠。铁笔划过“罢工”二字时，闸北的枪声混着法国梧桐簌簌作响的声浪涌进窗缝。油印机刚滚出第十期《新青年》增刊，陈志辛就踹门冲进来，长衫下摆沾着泥浆：“巡捕房在搜捕工会分子，快把传单换成《代数习题集》封皮！”
这是徐复成为共产党员的第一十七天。两个月前，他在工人夜校教珠算，总用上海轧花厂的账本作案例：“三十斤皮棉轧成十二斤净花，日本蒸汽机却能轧出十五斤——不是东洋机器好，是他们抢了我们的定价权。”台下沉默的码头工人们，此刻正躺在宝山路的血泊里。
一忽又闪现出，陈志辛带他穿过法租界迷宫般的弄堂时，突然在霞飞路转角停住。霓虹灯管拼成的“慎昌洋行”招牌下，起重机正吊装美国产柴油发动机。“去年吴淞口进口机器总值够建十所汉阳铁厂，”陈志辛的圆框眼镜映着钢铁冷光，“上海轧花厂输给三井物产，不是机器不如人，是这——”他扯开西装露出内袋里的《共产党宣言》，书脊被翻得起了毛边。
徐复想起在图书馆翻译《资本论》的深夜，钢笔曾悬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一行。此刻他摸到长衫夹层里新领的党证，粗麻纸纹理如轧花厂倒闭那些工人们掌心的茧。
入党次月，徐复在杨树浦纱厂秘密工会的黑板上画满图表：日本纱锭每千个用工仅中国七成，但工人日薪不足东洋同行的三分之一。“所以不是机器吞了饭碗，”他敲着粉笔灰染白的指尖，“是殖民经济把血肉换算成了关税数字。”台下女工攥着饭盒的手背迸出青筋，像极了他演算本上那些未完成的公式——关于如何用两倍锅炉压力让国产织机突破英商专利限制。
陈志辛递给他泛黄的《国家与革命》：“你算得出热力学定律，可算得出多少磅钢铁能砸碎租界工部局的铜门？”徐复在油灯下读到东方发白，听见江海关钟声与黄包车夫的咳嗽声在租界上空碰撞，终于把枕边的《机械原理》与列宁小册子并排锁进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