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县令安抚百姓，才是主簿的职责所在，以“恢办商税”为能必然加重商民的额外负担，且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因此，下令吏部进行调查。商税征收的数量也应当根据商业的发展状况，不能以往年的数目为定额，洪武二十年九月户部言：“今天下税课司、河泊所课程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洪武爷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
对税官无理刁难商民，洪武爷更是严格禁止，如给商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税官必须予以赔偿。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滩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洪武爷认为，商人既已纳税，就应放行，此吏留难商人月余，使其错过市场机会，货物无法脱手，蒙受经济损失，仅给记过处分不足以惩其恶，命施杖刑，且以其俸禄赔偿商人。明官吏俸禄甚薄，税官俸薪不多，不足以抵偿商人的损失，但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反对官吏刁难商旅，保护商人免受无理苛索之意甚明！这些足以表明，洪武爷对商人商业的保护，若非如此，沈老爷子还能穿上这等质地的丝绸吧，若是我眼光不错的话，老爷子身上这一身衣服，织工精细，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凤其富丽华贵，绚烂如云霞是用苏州的云锦做的吧？“
沈老爷子虽不相承认，无奈人家火眼金睛，一眼道破了其名头，总不好睁着眼睛否认，所以含糊的应了声。
杨峥继续道：“若从经济上说，洪武爷并没有过度的打压商人，咱们再说说从政治地位上，大明开国之初，洪武爷虽为治心切，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书，讨论军国大计，商人也不例外：“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商人在上书言事，上达下情方面，与地方官吏、在野贤人、有志壮士、农夫的同等权利，不许他人剥夺。可见，洪武时期的商人在政治上并未受什么歧视。
其次重视对公卿子弟的教育，注重其人格的培养，他说：“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命儒士能鼎、朱梦炎等修“公子书”，纂集古代忠奸事实。同时，他也认为，“其民商工农贾子弟亦多不知读书”，“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用通俗浅近的语言讲解从事农工商贾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使这些孩子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为其将来从事的行业奠定一定的基础。即便是当年还在征战犹醛之际，“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贾书”修成了。洪武爷命立即刊刻发行。为奖励熊鼎、朱梦炎等儒士编书的功劳，特赐给他们白金五十两及衣帽靴等物品，可见士农工商的确并不差，百姓的儿子可以读书科举，商人的儿子同样可以，沈老爷子凭什么说商人没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资格呢？朝天并没有排斥你们，给了你们保护，给了你们言论的机会，给了你们读书做官的资格，从哪一方面看，你们与百姓都没什么分别，反而是你们，仗着朝廷的给予的保护，自私自利，为了逃避税收，你们采取了‘附籍’的方法。小商人或者“变易姓名”或者“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如投充军户中的校尉、力士等，以此来逃避商人身份，在朝廷登记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打死不承认自己的是商人，不承认自己吃了朝廷的地租，不知是你糊涂，还是我看不明白呢，沈老爷子你们沈家这一年多没少购买店铺，田庄，据说差不多有上万亩良田，只因为你们记在了魏国公名义下，才得以顺利的逃避了税收，这些年逃避的税收也有不少吧？“
沈老爷子面上有些不好看，虽说他对于杨峥的手段略有耳闻，但对方如此清楚的知道自家的事情，还是有些惊讶，尤其是魏国公这等隐蔽的事情都知道，这不得不让他感到惊讶了，他装作不经意的瞥了一眼杨峥，看到的是一张年轻光滑的脸庞，心里忍不住嘀咕了声：“这个年轻的人，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手段，难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可这个新人也太新了些？“
杨峥的话头并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说了下去，苏州的商业发展，随着我朝永乐下西洋后蓬勃发展起来，从事商业活动带来的巨大利润不用我多说了吧，你们吃着上等的粮食，喝的是碧螺春，穿的是质地极好的云锦，住的是金碧辉煌的阁楼，出则马车，入则轿子，家中的小妾、仆人比起当官的可不少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富商，可你们千方百计的磨抹杀了这一切，明明靠着朝廷的保护，给予的方便，赚取了大把的银子，却到头来你们汇报朝廷的却是最少，你们把自己扮作正人君子，一副苦难者的模样，骗取朝廷的同情，你们的税收明明是最低，你们明明是最有钱的，可朝廷有难的时候，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做了是什么，见利忘义，自私自利，哄抬价格，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来指责朝廷。“
这一番话压在他心头有些日子，往日一直找不到借口说一说，今日难得有一个主动送上门来的，还不一吐为快。
沈老爷子面上有些难看，虽说他想极力否认这一切，但不得不承认，杨峥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在大明商人无论是地位上还是从经济上从朝廷获取好处不少，朱明承元之后，经济凋敝，闾阎萧条，有许多人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自存。洪武爷下令邻里相邦，共渡难关。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这里的“工商农业皆听其故”，即是指，里中家道殷实人户借贷钱物给同里贫不能自存的人，以之作为营生资本，原来做工的做工，事农的事农，经商的经商，恢复其故业。等有余资后，一并偿还。此项法令，虽非专为商人而定，但商人也自然从这项政策中受益，部分商人因此而获得了营商的资本，若非如此，大明开国短短六十年，商人的规模也不会越来越大，最能体现朝廷对商人的好，是对在外病故商人的财产安全的保护上。商人在外营商，远离故士，辛苦万状，生病死亡是常有之事。为使其身故后财产不致遗失，朱元璋做了周密的制度安排。洪武二年令，“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日月，月终各赴所司查照。如有客商病死，所遗财物别无家人亲属者告官为见数，行移招父兄子弟或已故之人嫡妻识认给还。一年后，无识认者入官。”）客商住店，店主须登记其姓名、人数及起程日期。如客商病故，身边又无家人亲属者，店主报告官府，其所遗财物由官府通知客商父兄子弟，或嫡妻前来认领。沈家之所以连番遭受祸端，却始终能站起来，与洪武这一项指令不是没有莫大的关系，沈家资产当年虽消失殆尽，可沈家先祖资产不少，在沈家不断的继承下，才有一次又一次壮大的机会，若非如此，其家族遭受发配，蓝玉案、纪纲案的影响怕是永远沉入谷底了，事实上还有许多，但谁也能嫌弃自己的好处少呢，弱者总是被人同情，总是能获取好处的，这一点他们在无数次施展中得到了证明，所以对于朝廷这份恩情，他们一方面尽可能多的占去，另一方面却是在占完了后，从道德上加以鄙视，加以渲染，久而久之，天下的商人似觉得自己是那个后娘的养的孩子，对于其给予的保护，便利，理所当然的应城，但想要从他们身上获取应得的回报，却是千难万难，可以说大明给予商人最大的诚意，获取的却是最小的回报，身为商人中的一员，虽早已将这一切习以为常，甚至在更多的时候还会抱怨两句朝廷对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可真当着人家的面计较，饶是他在商界摸爬打滚的五十年，还是感到一阵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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