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三天，邓名依旧没有从漕运总督那里得到准信。林起龙觉得邓名的条件很苛刻，但他又不敢表示反对，所以就忍不住开始拖延时间。见林起龙居然连反建议都没有，邓名就知道这事不会一帆风顺——对方根本不懂得如何讨价还价。
而且越琢磨这事，林起龙的心思就越多，刚开始漕运总督面对明军的武力威胁时，觉得必然无法幸免，所以又是送礼又是展开谈判。可惜邓名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还因为顾忌在江南民众中的影响，所以没有完全切断运河交通，阻止包括民船在内的所有航运。
当林起龙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就又开始狐疑起来，觉得或许邓名的武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所以才没有武力夺取扬州。因此林起龙决定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与邓名谈判，一方面则准备武力保卫运河，驱逐明军。
漕运总督的命令把梁化凤吓坏了，他从南京带来的披甲只有三千，很多都是周围府县的地方兵丁，比上次南京之战时的手下还要差很多。而梁化凤知道邓名从四川带来的八千甲兵，他估计朱国治给邓名提供的装备也足够把张煌言与马逢知的联合部队武装起来了。即使加上扬州的部队，出城与邓名硬拼也无异于以卵击石，现在守卫城池都很勉强，更不用说保卫运河畅通。
但不管梁化凤如何地反对，林起龙却越想越是觉得有道理，认定邓名有虚张声势的嫌疑，或许过不了几天就会暴露出来，然后不得不立刻退兵。所以打算继续采用拖延政策，等邓名的弱点暴露出来再说。
“看来扬州那边确实是需要敲打一下了。”十九日这天，邓名召集军官，让他们督促全军做好深入运河的准备。
上尉们纷纷去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任堂向邓名提问道：“此次进攻，我军的目的是什么，应该不会是拿下扬州吧？”
邓名摇摇头，现在江南还是清军统治区，扬州对川军来说没有任何军事价值，邓名连镇江都不打算坚守，更不会考虑在扬州这个地方留下四、五千兵力。邓名不可能在扬州留下半数的机动兵力是因为扬州对他来说没有丝毫价值，但对清廷来说则完全不同，对漕运总督来说更是不容有失，否则他就是能从明军手下逃走奔回淮安府，也难逃清廷的那一刀。
“这事江南提督——清廷的江南提督梁化凤的来信。”邓名对任堂、穆谭和周开荒这三人挥舞着一份书信：“梁化凤称，他只会带领本部兵马坚守扬州，城外的两江部队他也会尽可能地收入城中，漕运总督的标营和河道兵马虽然他管不到，但实力非常有限，梁化凤表示他深信我们能将其一鼓聚歼。”
梁化凤不希望邓名在扬州府横行，因为这里毕竟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辖地，如果邓名严重破坏了运河交通，那朝廷在严惩林起龙的同时，说不定也会迁怒于蒋国柱、梁化凤。要是蒋国柱失去了问鼎两江总督宝座的机会，那与他一荣俱荣的梁化凤也会遭殃，他深知江西巡抚手下有一批武将惦记着自己的位置，整天想着取他而代之。所以虽然扬州不像江宁那么重要，但若是能与邓名达成妥协，梁化凤绝不愿意失去扬州。
更进一步，梁化凤也不愿意邓名阻断运河，因为漕运断绝同样会导致朝廷震怒，除了一定会倒霉的林起龙外，蒋国柱也有陪绑的可能性。若是听任林起龙胡闹下去，邓名在被戏耍后很可能大怒报复——梁化凤越琢磨越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邓名绝不可能容忍他的威慑力受损。
梁化凤既然无法靠自己的本事说服林起龙不要调皮，也就只好借助外力了，昨天深夜梁化凤写好了这封信，今天早上就送到了邓名手中。
“梁化凤说，林起龙心存侥幸，若是我们不展示武力的话，他多半不会乖乖听话，所以需要我军去扬州走一趟，说服漕运总督回到双赢的道路上来……”邓名用自己的话简要介绍了一下梁化凤的信件内容，不过即便如此，梁化凤仍然希望邓名不要在运河上大肆破坏，不要让林起龙没有退路、破罐子破摔。
“如果我们不破坏运河的话，如何迫使林起龙屈膝呢？”穆谭质疑道，对于梁化凤这个南京之战的清军大功臣，穆谭的敌意一直很重而且不加掩饰，听到梁化凤的要求后他立刻表示反对：“记得提督说过，威慑有三要素：我们有行动的力量；我们有使用力量的决心；我们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力量和决心。如果我们沿途秋毫无犯，林起龙就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进行破坏的决心。”
“不错，但林起龙不敢赌的。”邓名告诉大家，梁化凤还帮明军挑选了一个目标：“就是扬州附近的漕运码头，如果失去了这些码头，那明年的漕运就会有大麻烦。而这些码头都是多年建设起来的，漕运总督的河道官兵每个月都要检查翻修，一旦被摧毁绝不会短期内能复原。梁提督建议我，保卫扬州，击败漕运总督留在城外的河道部队，占领这些看上去不起眼但其实非常重要的码头，还有沿途的修理漕船的工房，并威胁将它们都付之一炬。梁提督断言，林起龙一定会在这种威胁下低头。”
没有人能够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大家对漕运的熟悉程度，显然不能同江南提督梁化凤这样的专家相比，只有穆谭还有疑惑：“如果梁化凤判断错了怎么办？如果林起龙依然不肯低头呢？万一梁化凤骗我们怎么办？他说这个重要其实却是无关紧要。”
“我们可以把码头都烧了呗，然后继续向北，尽可能破坏从扬州到淮安的码头；我们还可以在运河里沉船，再把河堤挖开，把水坝爆破了。不管重要还是不重要的，什么也别想留下。”周开荒想也不想地说道，作为一个西北人，他对东南这边缺乏感情：“运河若是完了，不但鞑子没法运粮了，就连淮盐也完了。”
梁化凤猜得没错，得知林起龙有变卦的注意后，邓名立刻就生出了杀鸡给猴看的念头，越是实力弱小的时候，有债必偿的名声就越重要；如果不严厉地惩罚林起龙，那其他清廷官员对邓名的畏惧心理就会大大缓解。但对运河的彻底破坏，很可能给扬州和淮安一带的百姓带来严重的损失，对他们的损害可能比给清廷的还要大。再说想彻底破坏大运河的航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廷对淮扬地区的百姓更没有什么感情，可以不惜代价地动员起一大批人来从事疏通工作，所以邓名没有赞同周开荒的话，而是说道：“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只要拿下扬州就行。”
拿下扬州可能会导致蒋国柱和梁化凤有麻烦，不过他们或许能撑过去不被追究，就算被追究了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把林起龙这个方面典型做好，那也不愁将来的新任江南官吏不服软。
梁化凤的书信除了给邓名一份外，还送了一个副本回南京，在邓名开始渡江攻入扬州府境内时，蒋国柱也拿到了那封信的副本。
“梁将军做的很好。”蒋国柱看完信后，就赏给了使者一大块银子，林起龙的心思蒋国柱清楚得很，就是在迟迟下不了通邓的最后决心，总想着能够毫发无损地脱身。
不过林起龙的行动不但不符合邓名的利益，也不符合两江总督衙门的利益，虽然蒋国柱在府县通邓问题上是能瞒就瞒，但他还是希望安天下的官员都通邓，这样就算被朝廷发觉他也不是鹤立鸡群、替大家顶雷的那个了。
蒋国柱对漕运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梁化凤的献计让他也很满意：“漕运码头都被毁了，那明年漕运肯定要出大问题，林起龙是肯定会妥协的；不过若是他真的发疯，邓名肯定会把码头都烧了，甚至在运河里沉船，那将来配合漕运总督衙门修复码头、疏通运河的时候，我那一份功劳总是跑不掉的嘛。”
蒋国柱赏赐了信使之后，就交代幕僚加倍用心地监督各个码头，绝不许一艘官府的船只打着绿旗在南京——镇江这段长江水域上行驶，虽然蒋国柱没有战舰只有一些小船，但他觉得邓名肯定会有所防范，担心南京这边还有隐藏着的水上力量。现在蒋国柱下达的禁航令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邓名的担忧，以保证邓名能够拿出全部的力量去痛打漕运总督的河道官兵。
林起龙的鲁莽行为对蒋国柱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帮他吸引走了邓名的注意力。蒋国柱一直担心邓名进攻南京之心不死，而他手中无兵、幕府中无才，急需湖广总督仗义援手，现在林起龙自己跳了出来，就算他坚持不了多久——蒋国柱觉得这是肯定的，扬州城周围的两江部队由梁化凤指挥，扬州知府也是蒋国柱的手下，他们肯定不会帮忙；同时蒋国柱还给扬州其他府县送去了密令，让他们保存实力，在明军与河道官兵的冲突中严守中立——那也能够蒋国柱争取至少几天等待援兵的机会，他估计张长庚现在可能已经拿到他的书信了。
……
武昌，湖广总督衙门。
“大人唤下官前来，敢问有何吩咐？”
最近周培公很忙，武昌鹰派集团，也就是川盐商行的股东们，这几天来一直在讨论盐行的章程。本来收购川盐对鹰派集团来说，就是拿一些补偿，以减少被李来亨蛮横征税的损失。
但渐渐的，事情发起了变化。从六月底到现在，长江航运就一直在明军手中，以前大量的盐船每天都会从下游驶抵武昌，卸下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淮盐。这种繁忙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一开始还有少量的盐船偶尔抵达，它们都像私盐船一样鬼鬼祟祟的，把食盐藏在船舱的最下层，上面铺着各种掩人耳目的东西。要不是打扮得和乞丐差不多的船老板，能从怀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藏在咸鱼袋子里的湖广盐引，兵丁肯定无法把这些官盐伙计与私盐贩子区分开。
武昌每日获得的淮盐数量，从十几万斤萎缩到不到一万斤，在邓名离开九江向下游进军时，淮盐几乎绝迹了。现在江西的食盐输入量同样大减，运去南昌的官盐都需要千方百计地走私，更不用说给武昌运盐了。
以往运到武昌的食盐不但供湖广使用，还会输送一批去贵州以及河南部分地区，现在通向这些地区的食盐运输已经终止。河南还稍微好办一些，还可以想点陆运的办法，不过这远比走长江水道的成本高，难度大，盐价上涨不可避免；但贵州就比较麻烦了，前不久吴三桂首次来信提到食盐问题，称贵州盐价开始上涨，导致人心不稳。
湖广这里的盐价同样在节节上涨，因此当这个月初，叶天明的“川盐走私船队”首次抵达武昌时，确实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虽然川盐的供应量这个月只有可怜日平均五千斤，不过数量一直在稳步上涨，有希望在盐储备耗尽前提高到日供应三万斤以上（除了邓名一开始留下的那批川盐外，后来明军又运来了几百万斤的查封淮盐。），这是武昌方面估计的最低需求。
因此售盐变成一件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少前鹰派集团成员都认为，如果邓名继续在长江下游逗留，他们分到的那份盐不但可以抵偿他们缴纳的全部税收而有余（理论上邓名只是赔偿一半），甚至还能赚一点。
周培公的计算结果也是一样，所以大约在邓名离开九江的前后，曾经的武昌鹰派集团，态度已经从原先的主张对主虁东采用强硬姿态，转变成了支持对蒋国柱采用强硬姿态，支持的目标也和之前不同，之前的宾语是清军，现在则是四川提督邓名。当然，这个支持态度那时还是私下的，不能光明正大说出来的。
随着江西瓷器大量涌入武昌，武昌鹰派集团不但支持邓名吹蒋国柱采用强硬态度，同时也支持邓名对张朝采用强硬态度，因为这些瓷器同样要拿出三分之一来保证补偿那些手持欠条的缙绅。所有运到武昌的货物，必须扣下三分之一作为储备，以保证欠条的可兑换性。这并不是邓名和周培公商定的条款之一，周培公要求的只是欠条具有最高优先级，但邓名留下的负责人表示，这个政策正是邓名为了表示诚意而制定的，以确保武昌这里的负责人不会对有欠条的声称没货的同时，用存货去换取真金白银——鹰派集团曾非常担忧邓名用这个办法来拖欠他们的补偿。
见这个规矩得到了严格执行，支持邓名声音也又响了一些，当然依旧只能是私下流传。而周培公也为此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和感激，对他的高瞻远瞩重众人也都是无比钦佩——见这个政策深得人心后，周培公毫不客气地把功劳据为己有，对外称是他想出并促成了三分之一存货保留制，以保证鹰派集团的利益，对此邓名的负责人也都采取默认态度。
渐渐的，鹰派集团开始感到这个条款的不方便了，因为随着大量江南土特产的持续运到，这些人手中的欠条——准确的说是纳税证明开始耗尽了，而运到的货物依旧被邓名留下的负责人一丝不苟地划出三分之一，储备起来只可以用欠条领取。
卖光了用欠条换来的货物后，鹰派集团就试图说服邓名留下的负责人把那剩下的存货也批发给他们。但负责人不同意，表示这是邓提督反复交代，一定要严格执行的规矩，并劝那些人和其他竞争者一样，用银子去收购另外三分之二可动用的货物。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让鹰派集团满意。
当初邓名定下的银子和欠条的比例是一百元对一两，一开始鹰派们对这个兑换价格都没什么信心，觉得欠条是废纸一张，无法和真金白银相比。不过反正邓名也不强迫他们购买欠条，而是当作补偿凭证提供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想得太多。很快欠条的价格就开始溢出，因为那三分之一用欠条换取的货物没有多少竞争者，而三分之二不需要欠条的货物则会遇到竞价问题。反正定价一百元的货物，一两银子是肯定拿不到的，至少也要一两二，紧俏的甚至要二两。
那些没有欠条的人也同样不满，在他们看来价格上涨就和这个规矩有关，而且大批可以立刻挣钱的货物，就那样锁在库房里发霉，这明显是一种浪费。
于是当初称赞周培公高瞻远瞩的人，口风一转开始抱怨他是这个僵硬政策的始作俑者，要求周培公拿出鹰派领袖的责任来，去把这个政策取消掉。
可这不但是冤枉了周培公，也超出了他的能力，当初周培公并没有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完全是邓名独自想出来的主意，只是事后周培公觉得反响不错，才随手划拉了些功劳到自己身上，现在他当然取消不了。
任凭周培公好说歹说，邓名留下的负责人就是不松口，要想拿这些储备货物就必须带欠条来，很快周培公发现自己还成了负责人的挡箭牌，一口一个：“这是你们周知府同意的”，“这是你们周知府向提督首先提出来的。”
负责人那边减轻的压力，增大了十倍压到了周培公身上。
“我被坑了！”周培公私下里又对妻子抱怨过：“我太大意了，居然以为能白占邓提督的便宜，真是自找倒霉！”
既然银子这条路走不通，大家也只好想办法曲线救国，于是就有人想从成都负责人手里换一些欠条走。不需要按照一比一百的银元比，就是一比九十甚至一比八十，这些人也都表示能够接受。
但负责人再次打碎了他们的美梦，告诉他们邓名宣布的一百元相当一两银子，只是为了帮助鹰派了解他们的欠条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从一石大米一百元演变来的，如果他想换欠条，就需要向成都知府刘晋戈纳税。也就是说，运一石粮食到成都交给刘知府，就能拿到一百元的欠条——其实也未必能，这只是邓名负责人的说法。
成都实在太远，运粮过去还需要组织船队，武昌就有人提出预支明年的欠条，不幸被负责人否决了，他称明年的税还没缴纳，这欠条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就有人表示要去给李来亨、郝摇旗、贺珍他们预先纳税，想必他们肯定愿意收，但负责人依然不同意，表示邓名说过是补偿每年的正税，他们就算现在预先缴纳了，也要明年才能给欠条；鹰派集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纷纷表示他们感觉李来亨税收少了，他们愿意向虁东军交更多的税，但这点依旧不能得到负责人的认可，称邓名只补偿税收不补偿捐输，这明显是自愿、自发的助饷行为不能发给欠条。
在把最多的抱怨砸到周培公头上的同时，武昌鹰派集团中已经有人开始认真考虑运粮去成都的问题了。负责人提醒他们，他们是不是有在成都纳税的资格值得怀疑，也就是说刘晋戈有可能不接受武昌人向成都知府衙门缴纳的赋税。但负责人并没有把话说死，所以有几个人已经准备了粮船，打算去成都投石问路，看看能不能换回欠条。
但私下里在武昌收购邓名走私来的货物是一回事，组织粮船跨过虁东、鄂西明军占领区，运输粮食到成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一帮人还叫嚷着要周培公承担起鹰派领袖的责任来，给他们的粮船保驾护航，这就更让周知府焦头烂额了。
这两天周培公一直在操劳此事，直到被湖广总督的使者唤来总督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