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势力看到同济会迅速地调动军队，分布在南洋的众多同济会舰队被密集地调度，同济会的精锐纷纷被调回了双屿港，这显然是一个足以震动江南的信号，同济会调动军队自是意味着他们要用武力与朝廷对抗，这是大明立国二百年以来江南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时间“同济会要割据一方”的消息传遍江南。
江南的各大势力面对这个可能发生的大变局都持“静观其变”的态度，江南在商贸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这片大明最富庶地域的权势基本都被商贸阶层掌控着，而这些掌控商贸权柄的世家豪族和商帮对于同济会和姚家自是都抱着支持的态度，毕竟同济会和姚家与他们是利益共同体，江南在同济会和姚家的执掌下商贸会越来越发达。
而对于这些掌控江南的商贸势力来说，朝廷反而是他们的对立面，大明朝廷以“封关禁海”作为立国之策，并以农业为国本，而且从根本上看，大明王朝以“封闭”和“集权”为统治命脉，在这个封闭和集权的统治逻辑里，商人是被大明统治者视为“悖逆”的，所以这些掌控江南的商贸势力难免常年惴惴不安，生怕哪天自己就落得沈万三的下场。
所以这些商贸势力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都在本能上支持着同济会和姚家，这自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反之举，但是他们都希望同济会和姚家能够“主持公道”地维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
刘赐知道江南的商贸势力的态度，所以他调动军队的行动非常大胆，江南庞大的商贸势力正是他有胆量行这“谋反”之举的基础。
同济会的精锐大军迅速地往双屿港集结，并按照刘赐的指令直奔江南的各要害之地做出占领之势，这几处要害之地分别是：钱塘、宁波、太湖。
钱塘是姚家的大本营，这自是不消说，刘赐的大军径直从钱塘江开入，在杭州府城城门外登陆，杭州府的知府是姚家的旁支亲戚，他看着同济会的大军开来，他象征性地派出信使前往金陵报信，然后自己就留下辞呈，带着一家妻小出城上了同济会的船，逃亡往双屿港。
杭州府城的守军有半数也在姚家的掌控之内，其他半数中的许多人都在同济会里面有银钱生意，所以守军也没做任何抵抗，同济会的军队径直开进了杭州府城，控制了府城，并且包围了西湖。
眼下仍然有二十多名锦衣卫领着近两百名官军驻扎在小瀛洲岛上看管着姚家，这二十多名锦衣卫自是将同济会和姚家的此举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反之举，他们身为皇帝的亲卫自是宁死不降，但是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在他们带领下的近二百名官军竟连夜反水，出其不意地突袭了他们，制住了他们之后将他们送到了同济会的军队帐中。
这些官军早已被同济会渗透，他们的亲眷和家族都有生意进入同济会，所以他们配合同济会的行动。
在一天一夜之内，钱塘已经尽归同济会管控，掌控了姚家四年之久的锦衣卫终于被清除，刘赐夺回对姚家的掌控权。
在第二天，姚家的核心人物离开了杭州府城，登上同济会的船只被送往双屿港，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同济会大掌令重掌了姚家，并且马上将姚家力量转移，这是同济会与朝廷决战的前奏。
在同济会的军队进占钱塘的同时，另外两支同济会的大军分别开往宁波和太湖。
宁波就在双屿港的对岸，素来是同济会势力最强盛的地方，当地驻扎的官军也大都受着同济会的恩惠，所以当同济会的大军来到宁波府城城下之时，宁波府城的知府经过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也和杭州府城的知府一样失踪了，他同样带着家眷老小逃亡去了双屿港，他们在双屿港能够得到很好的待遇。
同济会的大军顺利地进占宁波府城，而面对同济会大军的进占，杭州府城和宁波府城的民间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民间的秩序依然井然有序，农事、商贸如常进行着，显然人民对同济会怀有充分的好感，尽管他们惯于大明的统治，不会对同济会表现出支持，但是他们毫不介意同济会统治这里。
在钱塘和宁波之外，太湖是第三处同济会紧密掌控之地，因为当年刘赐的“刘家军”正是在太湖组建和演练，后来刘家军的主力迁往双屿港，但是太湖仍然保留刘家军的大本营，这里仍然是刘家军的练兵之所，所以同济会在太湖有着强大的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