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位清正官员没有听胡宗宪的，他知道胡宗宪是能力极强的实干官员，绝非一个怕事的官僚，但是他更知道，胡宗宪是严党的人，更直接地说，胡宗宪是严嵩的学生，是严党最得力的人物。
这位清正官员自诩“清流”，自然是绝不与严党同流合污的，所以谁劝他都行，胡宗宪则是万万不能劝他，胡宗宪这般一劝，他这奏疏还非上不可了。
于是这位清正官员无视南直隶总督胡宗宪的劝阻，毅然上疏嘉靖皇帝，陈述了江南大量稻田被改成桑田的事实，但是这位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听从了胡宗宪的一些劝告，他没有作出太激进的言论，只是建议“遏止这个状况”。
但是一如胡宗宪所料，这位清正官员的奏疏一上，那些豪门权贵内心的鬼怪就被“一股脑地放出来”了，因为他们再这个奏疏陈述的事实中看见兼并土地的契机和机会，因为“稻田改成桑田”这事直接地涉及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中间大有文章可为。
这位清正官员认为胡宗宪是严党的人，所以不听胡宗宪的话，但是他这个奏疏恰恰中了严党下怀，因为很大程度上严党正是江南权贵在朝廷的代言人，严世蕃和手下得力的爪牙们一商量，立马就拿准了一个主意，既然“稻田可以改成桑田”，那么“桑田也可以改回稻田”，只要这土地倒腾起来，这土地的用途变化起来，江南的权贵就有空间可以腾挪，就可以施展他们的“本事”。
于是内阁阁员、户部尚书严世蕃带头上疏嘉靖皇帝，“农事”是大明的国本所在，“稻田”是祖宗立国的根基，南直隶的百姓将大批农田改成桑田，这着实是动摇国本的大逆不道之事，而栽种这么多的桑田无非是为了织卖丝绸，大明的祖制素来不鼓励商贸之事，这般大兴商贸之事，更是要陷江南于动乱之中，所以朝廷必须立即严下律令，勒令江南百姓将桑田改回稻田，即“改桑回稻”。
严世蕃的奏疏素来是有理有据，义正词严，这封奏疏更是不例外，让人找不到可挑剔的由头。
但是嘉靖皇帝不是傻子，甚至可以说嘉靖皇帝是天底下最精明的人物之一，他的“奴才”李芳更是天底下第一等的明白人，他们都看出来严世蕃这背后的文章，根本上无非是为了给江南权贵方便行土地兼并之事。
嘉靖皇帝身为“君父”，身为这个“家天下”的大家长，他自是不会在这般的事情上和严党站在一起的，如果江南乱了，他的这个家可就糜烂了。
所以嘉靖皇帝严厉驳斥了严世蕃的奏疏，然而严世蕃自然不是李芳那般的“奴才”，严世蕃的身份在根本上仍是“士大夫”，他是有“与皇帝共治天下”之“天职”的，所以他凑准了这件事情有大利好可图，而且嘉靖皇帝的驳斥“名不正言不顺”，他自是不会就此罢休，于是朝廷上下针对“改桑回稻”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飞到大明内阁，李芳和陈洪、黄锦驳斥奏疏的朱批勾得凌厉异常，但是仍止不住“群情激愤”的官员们。
“改桑回稻”这件事情在发酵，而且正在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这是嘉靖皇帝所忌惮的，他在权术上是普天下最明白的人，他知道大明权力中心的游戏规则，即“皇帝是天下之主，是所有百姓的‘君父’，但满朝文武大臣身为皇帝的‘臣子’，也是‘儿子’一般的身份，‘君父’做错了事情，‘儿子’自是要力谏，乃至于死谏，而‘君父’自是应当是个‘仁君’，必须听从‘儿子’们的劝谏，如若‘君父’一意孤行，那么‘君父’就是‘不义’的，那么这个‘君父’将遭受祖宗礼法和史书汗青的唾弃”。
这套游戏规则自太祖皇帝朱元璋制定，永乐大帝朱棣夯实，至今一百多年已经牢不可破，嘉靖皇帝虽是史上罕见的强悍君王，但是他仍是只能遵守这套游戏规则。
而且一如严世蕃所料，嘉靖皇帝在“改桑回稻”这件事情上着实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以农立国”是大明之国本，改稻田为桑田着实是违背祖宗规制之事，这“道理”嘉靖皇帝着实是不占优势，所以在严党汹涌的攻势之下，嘉靖皇帝只能松口，表示为守护大明的祖宗和国本，可以“酌情”在江南实行“改桑回稻”之策，只是施行此政策时，不得强行兼并，不得损害百姓财产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