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凭借着这一点，范纯仁这个丞相就已经让太皇太后和小皇帝都异常的放心。
所以，杨畏罗织罪名的能力即便再出众，可到了范纯仁这里，也只能无功而返了。
不过，从杨畏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吕大防这个人不是表面上那么的简单，根本就不想后世史书上说得那样的朴实厚道憨直，不树朋党。
不然的话，杨畏这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屡次无端端去攻击和吕大防同殿为臣的丞相们。
这对于杨畏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处而言。即便苏颂和范纯仁如他所愿，相继去相位，可也轮不到他一个小小的侍御史能够觊觎的。
趁着这一次的机会，高滔滔便将洛党中重要成员全都贬出了汴梁城。而接替刘挚，继任丞相一职的人，却是个更有才能的大臣，他就是蔡道的老乡苏颂。
苏颂在元佑元年，便被司马光招入京城，就拜刑部尚书，之后又转任吏部尚书兼侍读。而这一次担任的是尚书左丞之职。
元佑四年，呆在丞相位置上的，当然不止这三个人。
可是，当时真正出名也就是这是三个人，因为这三位丞相都不属于任何的地方性党派，而且处事公允。
在他们齐心协力之下，已经元气大伤的大宋朝也终于迎来一丝喘息的机会。
在吕公着和文彦博执政下，其实各地的府库已经开始告急了，如果不是有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能够将江浙地区的粮食和章惇开辟的荆湖南路大范围开荒得到的粮食，都及时的运抵了京城。汴梁城内估计都快发不出百官和禁军们的俸禄了。
虽然，有了这两处钱粮的支撑，可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撇开国库不说，就是皇室的内库都快被文彦博和吕公着二人合力借空了。对于这一点，连一向十分支持他们二人的高滔滔都非常的不满。
说到底，那也是宋神宗留给赵煦的财富，高滔滔垂帘听政的这几年，以母改子就惹下了滔天的议论。这让这位‘女中尧舜’也背负这极大的压力。
幸好，在这之后三年里，大宋境内总算是没有再一次遭遇什么大的自然灾害。
而且，这三位宰辅既不是任何的党人，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北方世家豪族。他们虽然都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那些新法，但是，他们当政的这三年之内，也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住了那些世家大族大肆吞并土地的步伐。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表象，暂时性的。
因为，随着蔡道在暗中实施的硕鼠计划不断发展，中原、淮南、山东等地的州府县内的粮仓和民间的常平仓都快被七色领和贪官们掏空了。
为了保证边境上的平稳，蔡道一直叮嘱七色领的钻石领，不要去碰北方的三个接敌之地，也就是西北、河东和河北诸路这三个区域。
那位柴家的人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口头上答应了蔡道，在行动中也是这么做得。
不过，蔡道他们不去触碰这些地方，可是，这三路当中的贪官和预备贪官们却开始眼红起其他地方的官员了。中原、淮南、山东等地的州府县的官员们因为参与倒卖粮食，个个赚的是盆满钵满，这如何不让其他地方的官员们眼红呢？
于是，从元丰八年就已经开始的蔡道的硕鼠计划，从中原地区开始，逐渐向四周区域开始蔓延，而且，这股贪腐的势头也开始越来越猛，即便是吕大防、苏颂和范纯仁上台以后，渐渐察觉了这件事，却也是无法彻底遏制。
因为，他们三个人，除了苏颂之外，其他二人说到底也同样是保守派中的一员，不结党，也只是说他们没有在保守派中结党而已。
王安石变法侵害的就是他们这些北方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而蓝田吕氏也范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家族当中自然有家族的利益。
北方的那些参与贪腐的官员，杀是杀不了的，三位宰辅就是想要将他们彻底罢官，也是做不到的。这些人在事发之后，顶多也就只能将他们降职而已。
范仲淹以前曾说过，‘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听着好像挺高大上，其实，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首先，大宋朝，文官的俸禄和福利非常的丰厚。即便是一个县上司户小官的俸禄也足够养家了。也只有像苏轼那样大手大脚，不懂得持家度日的官员，才会在地方上因为钱财的问题而变得困窘不堪。
之前提到的刑恕，他那么得罪了太皇太后高滔滔，也只不过是被贬到了荆湖北路当知州。
这里面当然有高滔滔的宽仁之处，但是，这里面也足以看到了当朝执政们对于文官的态度。
范仲淹当初澄清吏治的时候，是真得在澄清‘吏’治，这里的‘吏’，指的并不是文官，而是那些没有进士出身，在地方的州府县里，以及汴梁城中各个衙门当中的小吏。
这些人当官，如果仅凭俸禄的话，根本就不足以持家，凭借这小吏的官身，他们完全可以获取很多灰色的收入。所以，当范仲淹改革吏治的时候，首先就是拿他们开得刀。
受大环境的影响，这三位丞相即便把那些贪腐严重的主官都调走了，可是，那根本就是窝案，只要那些小吏还在衙门当中，就算是他们三个派去接任的官员个顶个都是包拯那样的清官，也没有办法组织地方上粮食的大量流失。甚至于，有很多本身富有清名的官员，到任没有多久就立刻糖衣炮弹所腐化，深陷其中了。
到最后，事态是越演愈烈，整个大宋朝的局势如同一张被拉开的软弓，一旦弓弦绷断，这张弓也就废了。现在的局面，也仅仅是将将好能够维持的住。如果，大宋境内再一次发生大范围的灾害，其后果简直是无法想象。
吕大防、范纯仁和苏颂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根本无法遏制这场贪腐的狂潮。
这一点，别说是朝廷了，就是蔡道本人和柴家始料未及的。
元佑五年至七年，这三年的风调雨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事态的爆发。而蔡道的供种之法也让朝廷的国库在这三年之中弥补了一点损失。
这三年，不论是吕大防、范纯仁和苏颂，还是宫中的太皇太后高滔滔都是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哪一天哪一路传来坏消息，让他们脆弱的统治在顷刻之间就立即瓦解。
这三年过后，如果真得遇到大的灾害的话，起码，三位宰辅能够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
不过，高滔滔终于可解脱了。